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和孔子要是在一起喝茶，会讨论什么？( 三 ) 释迦牟尼、柏拉图和孔子要是在一起喝茶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个传承与守护的成就，确是因为在我们民族的思想体系中，更重视、强调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明确、理顺、不断改变式维护，就更会和谐，进而更具群体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识的生命力……

必须要说，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古老的、现存的文明，都具有可类比特征。

生存环境决定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决定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则是思想体系生发的土壤……这个可以用“道理”来形容的“链条” ，在今天仍作用于终将成为历史的现实，在生产力远不如今天的三千年前甚至更早，作用就更强大、更本质。

让我们管中窥豹地看看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所谓“思想分工”的大致成因：

古希腊地处冰河期受灾严重的沿海区域，由于海洋的阻隔，形成相互比较隔绝的城邦社会结构。地域所限，各个城邦的规模都较小，可利用土地资源有限（岛屿或沿海地势平缓区域）且扩展空间也极有限；灾难后遗症又使得他们各自内部男女老少比例失衡（人口结构不合理）。

如此情势，即便风调雨顺，仍会因为食物产出有限、淡水不充沛、生存空间和繁衍潜力不足等因素，而很难根本上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人口结构。

这种现实状况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从争夺资源（包括人口）的残酷战争到自觉的、基于契约的、互通有无的跨海贸易，形成较发达的手工业及其与农业的更明确的分工。避免灾难、改进手工业工艺、发展航海以增强贸易功能和战争实力，成为生存最重大关注。这种关注，当然会更使得当地思想者愈发倾向对自然和基于自然的生存技术，即所谓“人与物”的关系，的研探。

相比古希腊，古印度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繁盛，但因酷热、瘟疫、超量降雨和雷暴等恶劣自然条件，人口平均寿命很低，思想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改进周期短、重复率高、绝对进程相对缓慢。人们几乎没任何办法去解决或规避自然的暴虐，虽大抵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丰衣足食（相对的），却对生命的脆弱和不可控的自然力充满困惑与恐惧。

相比古希腊，他们改造环境的任务太重（到今天都还是没啥办法），等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将思想或说祈望投向自身，就有了极重要的“思想任务”——如何看待生命的存在与消亡。在这方面怀有深邃思考的佛教理念就此应运而生。

如果所谓“思想分工”所提及的“人与神”的关系的“神”是指“佛” ，那么其实，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佛、佛陀，本质上并不是神，而是人——释迦牟尼是人，他的信徒都是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思考、探讨人生的“苦” ，谋求精神的超脱，帮助、引导更多的人，减轻乃至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为短暂而痛苦的生命赋予光明幸福但尚不可知的未来——有未来就有希望，有希望，现时的苦痛和恐惧，就会被视为“暂态”；奔向了光明幸福未来的“觉者”（即“佛陀”、英文音译Bouddha、中文音译为“菩萨”）们，还完全可能以修行的法力降伏人间，带来人力所不能为的关于环境及一切生存愿望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