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份法院判决支持电商平台打假确认平台规则效力( 四 )

　　邱宝昌也认为，电商平台有权通过平台协议和交易规则来规范经营者行为，防范与制止其售假，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相关纠纷。

　　赵占领指出，电商平台和平台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商家入驻平台之初，通过在线或者线下签订协议与平台成立合同关系，合同中既然约定了禁止商家售假，商家就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在违约金的问题上，赵占领提出，按照合同法违约金不能超出130%的规定，违约方可以请求调整，但事实上售假给平台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商誉方面的损失很难量化。

　　“电商平台打假责无旁贷，在打假过程中主要扮演的是协调、核实、管理方面的角色，不能逾越法律规定，也不能随意损害商家的利益，所以要提高技术含量，细化打假操作。 ”陈音江说，涉及到行政调查或行政处罚的，尤其是涉及到违法犯罪的，必须及时向监管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请求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未来打假中，平台自治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邱宝昌建议，平台自治的最佳效果是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三方共赢。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制订公开透明公平的平台规则，并发动消费者的力量。比如，支持消费者投诉，减少对消费者投诉设置的障碍，及时公正予以解决；即便是针对经营者的规则，也可以考虑让消费者参与制订。

　　赵占领认为，加强平台自治，一方面要在事前对商家做好审核，完全可以提出更高要求，并适当提高保证金；另一方面是在事中加强抽检等监督举措。

　　“平台自治的作用很大，政府对商家进行处罚是事后行为，一般要有消费者的举报与投诉，因为政府不掌握交易数据。平台掌握所有数据，而且基于大数据可以用技术手段看出哪些经营者可能售假。平台通过加强监督检查，可以协助政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 ”赵占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