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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张光昕：停顿研究 ——以臧棣为例，探测一种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 四 )


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 ， “朦胧诗”的道义着色和“第三代诗”的语言纵欲 ， 都尚未自觉地生成写作中的停顿 ， 前者急于抵抗粗鄙的政治抒情诗 ， 后者急于反叛写作中的二分法理念 ， 都不得不屈从于一种对象化的目的论模式 ， 从而未能真正有效地筹划和建立一种本体论写作模式 。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 ， 语言这件在人们看来可以包打天下的奇妙织物 ， 突然在写作者面前变得有点古怪和陌生 ， 有点底气不足和犹豫不决 ， 有点不那么灵活自在和得心应手了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在臧棣及其同辈诗人的文本中 ， 发生了上述引人注目的停顿现象 。 这一现象预示着一种转向的发生 ， 或者说 ， 这一停顿重新建立和修正了诗人与诗歌的关系（这是反省和纠正的好时机）：这种关系不再受制于以往那种看似外在能动、确凿无疑的中心主义或一元决定论的拜物教 ， 而是转身召唤一种朝内开启的关系主义或多元决定式的认识型 。 上述现象所展示的话语征候 ， 在“朦胧诗”的反抗伦理和“第三代诗人”的解构伦理之外 ， 为我们揭开了另一种写作范式可能性 。
03
停顿的解剖
西渡很早就对臧棣写作的特殊品质做出过指认：“臧棣的信念中 ， 诗歌既不为‘光明和清澈发言’ ， 也不为黑暗的权利争辩（里尔克：‘我信仰黑暗’） ， 而是坚定不移地向存在敞开自身 ， 从中发现令人拍案叫绝的诗意 。 ”[5]臧棣的诗意是与存在的古老命题有关的 ， 而他在写作中的停顿 ， 是带领我们重新与存在照面的良机 。 停顿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闪烁” ， 照亮了现代汉语的一片陌生领域 。 此时叙述中断 ， 写作现身 。
接下来 ， 我们将以主人公的关系问题为线索 ， 深入探究在这个新情境下汉语新诗写作的语言问题和内在原理 ， 以期对当代诗人的意识结构做出更加透彻的观照 。 《燕园纪事》中的两首诗（《叶赛宁》《那留下来的……》）恰好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分析样本：前者释放了言说信号 ， 后者既释放了言说信号又楔入了关节词 。 这两种方式在各自作品中所发挥的功用却基本类似：
他躺在纽约的帝国旅馆里 ， 却梦想着
他的俄罗斯草原 。 但我一下子说不清：
是不能原谅他这个人 ， 还是不能原谅
那个把他带到那里去的女人 。
（《叶赛宁》）
有些事情 ， 我连对天使
也没有说过 。 当然
对你也交代得不多
（《那留下来的……》）
《叶赛宁》的主人公是“他” ， 即诗人叶赛宁 ， 《那留下来的……》的主人公是“我”和“你”（极有可能是男女主人公） ， 这两首诗中的主人公也就全部涵盖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 。 在这里 ， 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便可以进一步转换为“我”与“你”或“我”与“他”的关系 ， 转换成第一人称与第二、第三人称之间的关系 。 也就是说 ， 作品中的“我”、“你”和“他”都有可能成为主人公 ， 被吸纳进作品空间之内 ， 在可能世界里展开无尽的遨游 。 但只有“我”这个角色特殊一些：“我”固然是作品中的一个持有主体视角、发起叙述并参与对话的线索人物 ， 我们暂且将其视为一个主人公（可理解为一个“内我”） ， 然而 ， “我”也是离作者最近的一个人称 ， 甚至几乎与作者发生重合 ， 是作品的制作者（一个“外我”） ， 从而游离于作品之外 。 这样一来 ， 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便更加集中地体现在“我”这个人称上面 ， 转化为“内我”与“外我”的关系问题 ， 也即“我”的成分辨析问题 。
如果“我”可以细分为“内我”和“外我” ， 那么认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 就有希望揭开臧棣作品中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之谜 ， 这对理清臧棣诗中朝内开启的关系主义将是关键性的一环 。 “内我”是作品中的主人公 ， 他在作品中亲身投入到无限的情境中 ， 有可能采取各式各样的行动和反应 ， 经验林林总总的事物和事情；“外我”是作者 ， 依靠内省和思考写作 ， 依靠手艺编织语言 ， 尽管作品总体性地诞生于“外我” ， 但他依然与作品保持距离 ， 也与主人公保持距离 。 “外我”在文本中通常隐而不露 ， 它只在叙述的停顿中灵光乍现似的突然现身 。 比如在《叶赛宁》中 ， 诗人抛出了这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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