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张屏瑾 | 布鲁姆：诗歌如何对抗单调性？( 四 )
而在非裔美国诗人杰伊?赖特身上 ， 布鲁姆更是动用了批评家的全部博学品质以及能言善辩才能 ， 极辛苦地挖掘赖特诗歌的美学渊源 ， 这当然与赖特的血统相关 。 正如 《杰伊·赖特》一篇开头时所提到的 ， 赖特的所有诗歌有如一支“凌波舞” ， 那是一种西印度群岛的舞蹈 ， 舞者在一根逐渐降低的杆下表演 ， 直到变成“蜘蛛人” ， 双臂双腿张开支起身体 。 阐释者认为凌波舞和可怕的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线路“中央航路”有关 ， 那时奴隶挤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 ， 以至于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人形蜘蛛 。 布鲁姆认为 ， 在杰伊?赖特的艺术里 ， 凌波舞是为这位诗人的美学事业准备的一个隐喻 ， 通过写“航路的日志” ， 探寻离开“中央航路”的通道 。 但是 ， 布鲁姆马上就偏离了这样一个文化历史主义的航向 ， 而走向文化谱系学的探索 ， 他探究“结对”在西非多贡神话与基督教 ， 两种不同的宗教与美学渊源中的隐秘对接 ， 从而将杰伊?赖特归入了西方诗学传统 。 布鲁姆认为 ， 赖特是一位伟大的宗教诗人 ， 他的精神之网融合了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线索 ， 这张网中的美洲部分是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的 ， 欧洲是但丁式的 ， 而非洲基本上是多贡人的 。 他承认理解杰伊?赖特的困难 ， 但他更愿意将这一复杂而困难的图景理解为纯粹精神性的 ， 而没有将这张囊括非洲、美洲与欧洲的网图进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构 ， 由此 ， 这样一位非裔美国人在他笔下成为了“一位具有中心地位的美国诗人 ， 一位足以和约翰?阿什贝利、A.R.阿蒙斯以及为数不多的健在的诗人媲美的美国诗人 。 ”较短小的《巴勃罗·聂鲁达》欠下的解释 ， 在两万字的《杰伊·赖特》一篇里得到了补偿 ， 无论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 都可以读出布鲁姆为之付出的美学考辨工作上所凝结着的智慧与汗水 。
本文插图
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
《诗人与诗歌》由此展现了布鲁姆在诗学批评中的各种尝试 ， 他没有试图回避具体问题 ， 相反 ， 由于对所选择的诗人对象的忠实 ， 使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面临阐释上的种种险境 ， 也将几乎所有与诗歌有关的美学问题 ， 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不过 ， 在怀着巨大的理论崇敬之心读完全书以后 ， 读者会发现 ， 在布鲁姆那伟大的阐释者的身影之下 ， 诗歌的出发点是个人的 ， 又终将回到个人 。 斯蒂文森称诗歌为内心暴力 ， 说可以用它来抵御外部世界的暴力 。 布鲁姆则说 ， 诗歌的功能在于让我们学会熬过必将来临的死亡 ， 或者把我们深爱的逝者交还给我们 。 “诗歌无法应对社会顽疾 ， 但它却可以疗救自我 ， 没有其它东西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安慰与疗救 。 ”我想 ， 这就是他始终要维护诗歌的自足性的原因 ， 不愿意诗歌在任何一种不能令他满意的解读法之下烟消云散 ， 哪怕这种维护已经变成了一种拒绝 。 当此之时 ， 《诗人与诗歌》的中译本问世 ， 而布鲁姆刚刚离开的这个世界 ， 就个体而言 ， 疾病与内心疗救问题又重新成为了全球性的症候 ， 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再重新思考一下 ， 布鲁姆式的美学标准与美学拒绝之得失所在 。
2019年12月19日
2020年3月3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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