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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张屏瑾 | 布鲁姆：诗歌如何对抗单调性？( 二 )


布鲁姆说 ， 英美诗歌传统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 他在这套切尔西诗歌丛书里所收录的 ， 多为抒情性或沉思性的作品 。 实际上 ， 《诗人与诗歌》里所收录的批评性序言 ， 并不仅仅针对莎士比亚、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丁尼生等英美大诗人 ， 也包括普希金等俄罗斯诗人 ， 波德莱尔、兰波、瓦莱里等法国诗人 ， 以及聂鲁达、帕斯等拉美诗人 ， 当然 ， 还有卓越的女性诗人 ， 如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狄金森、卡尔森等等 。 在布鲁姆看来 ， 他们隶属于同一个诗歌审美系统 ， 彼此之间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 在他的广博背后确实存在着一种遴选作家作品的严格标准 。
布鲁姆自述 ， 他从四岁开始爱读诗 ， 到了十岁左右 ， 已经强烈地爱上了威廉?布莱克和哈特?克莱恩的诗歌 ， 并开始对这些诗产生了一种隐含的理解 ， 从一开始 ， 诗歌对他来说就是神秘莫测的艺术 。 他说 ， 进入诗歌之门 ， 除了成为一名享受阅读乐趣的读者外 ， 也意味着涉足神圣之开端 。 最初对于诗歌的熟记和欣赏 ， 引导他走向雪莱、华莱士?斯蒂文森、叶芝、弥尔顿 ， 最后到达莎士比亚 。 那么 ， 究竟为什么要读诗歌呢 ， 尤其是 ， 在当下这样一个快时尚与速成文化的时代 ， 阅读经典诗歌 ， 除了在诗学研究上的意义外 ， 究竟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呢？布鲁姆的回答其实很简单 ， 诗歌可以完善人的心智 ， 除非人觉得自己的心智已经不再需要完善了 ， 否则诗歌的存在将永远有其意义与必要 。 “读好惠特曼能帮助我们自立 ， 使我们的自我意识得到愈合 。 ”在布鲁姆刚刚离开的这个世界 ， 很显然 ， 人类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增长而在心智与审美力上有任何进步 ， 反而日益表现出停滞与退化 ， 再次出现文学与诗歌上的巨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 诗歌迷也不再被认为是时代的骄子 ， 反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落伍者 ， 这一切都显示了布鲁姆所说的“单调性” 。
布鲁姆认为这种文化上的“单调性”与二十世纪以来的批评风尚不无关系 ， 对他来说 ， 诗歌是对抗“单调性”最有效的武器——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批评时尚的单调 。 这就是他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诗学观点 ， 即诗歌只能为诗歌所用 ， 一切对于诗歌的文化批评方式的征用 ， 在他看来都是居心叵测的 。 他在《诗人与诗歌》的序言中说“假如你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惠特曼、艾米莉?迪金森难以忘怀 ， 那么 ， 你将很难同意那些‘憎恨学派’——他们宣布某些不足为道的诗人按照性别、性向、种族、肤色或其它类似标准就值得研究 。 ”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 ， 与这些“憎恨学派”的争吵无休无止地进行 。
从表面来看 ， 布鲁姆自然注定是要输掉这些辩论与争吵的 ， 因为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的重要性 ， 恰如浪漫主义对于十八世纪的重要意义 。 文化多元论是从二十世纪历史的诸多运动中生发出来的 ， 而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主张 。 性别、阶级、种族等一系列问题 ， 从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浪潮中孕育 ， 成为了二十世纪必然的重大主题 ， 诗歌卸下了神圣的桂冠 ， 化身为种种特定历史主题的形式象征物 ， 诗人之间孰优孰劣 ， 谁保持了“伟大的传统” ， 也就变得不再重要 ， 或者恰恰成了需要被清理的问题 。
不过 ， 在这个意义上 ， 也可以说布鲁姆已经胜利了 。 文化多元论的后果是文化的泛滥 ， 终于达到一种自反性与自我取消 ， 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后果已看得很清楚 ， 有识之士呼吁重读经典之苦心往往难以奏效 ， 而布鲁姆的精英主义一元论却重新起到了航标的作用 。 应该看到的是 ， 文化多元论更有效的战场在于叙事文学 ， 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延伸至影视作品） ， 相比之下 ， 诗歌的形式感之强烈与神秘 ， 诗歌中的反叙事性与拆解叙事性 ， 使诗学研究具备了艺术自律的充分合理性与生命力 ， 也正是在诗学的范畴内 ， 布鲁姆最有名的“影响”理论 ， 其功能和价值依然不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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