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 四 )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經驗——橫

　　四：以吐鲁番为代表的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流行的是汉传佛教。这种类型的佛教是经过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改造之後，倒流回传到西域，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孝” 。尤其是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北方和丝绸之路上，大众信佛的目的不是为了精通佛教的高深义理，而是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的目的就是尽孝；无论是捐资造寺，还是写经做法，其目的往往是以此换取父母身体健康，或是慎终追远怀念双亲亡灵。我们在古代吐鲁番文书中竟然发现一座佛寺名“追远寺” ，见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92号墓出土的《高昌某岁诸寺官绢捎本》，就连高昌国的皇亲国戚麴斌捐资造寺，目的也是慎终追远，吐鲁番出土的《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载：“早丁祸罚，二亲弃背，无所怙□ ，每夙夜悲慕，感风树之叹思，立冥福报顾负之恩，谨割□资（？）， □□汲（？）□□於新兴县城西造立一寺。 ”吐鲁番文献中又有“思恩寺” ，见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第113号墓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不仅如此， 1972年阿斯塔那第230号墓出土的《武周长安三年（703）张礼仪臣墓志铭》，也记载人们倾其所有做功德的目的是慎终追远：“磬竭家资，转经造像，以为出财披读，未惬追远之情；克己勤功，将覆慎终之望。 ”这一点中古时期整个北方中国莫不如此，在太和元年（477）八月二十五日《北魏追远寺造像碑》中，我们也发现了“追远寺”这一佛寺名。

　　在中古时期，各民族在吐鲁番捐资建立了大量的佛寺，比如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二）》，文书中有“提勤寺” ， “提勤寺”是突厥可汗之子在吐鲁番捐资建立的佛寺（可能是珂都虔特勤所建），而丝路最活跃的商旅民族粟特人在吐鲁番也建立了许多佛寺。粟特人把大宗货物运送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再分散或整批运到河西和中原。粟特人还是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者，是中国与北方民族贸易的担当者。 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一）》，其中有“康寺” 。 “康寺”是康姓粟特人资助的佛寺。在高昌国时代，吐鲁番佛寺不下300所，这些佛寺中，有超过半数是汉人和各兄弟民族以家族或私人名义捐资修建，然後以家族姓氏、人名或官名、封号命名。它们都是汉传佛教寺庙，奉行的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孝”道，即使是出家的僧人，也是身在佛寺心在孝，吐鲁番吐峪沟出土的《唐西州丁谷寺僧惠净与弟书（草）》有载“比日□□他乡妻孝事上孝养二□既如此努力，小心好事，二（？）姑□□□□□事姑□” 。不仅如此，《孝经》也在佛教寺院里抄写传授， 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13号墓出土的义熙元年（510）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存5行，第1行抄有《孝经解》，第2行以朱书记：“释比丘戒妙，《孝经》一。 ”丝绸之路的另一重镇敦煌也是如此，敦煌文献S.728《孝经》末题中记载“灵图寺沙弥德柴写过” 。由此可见，汉文化的“孝” ，已经通过汉传佛教传播到丝路各民族的心田里，成为构建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精神基础。

　　　五：“慎终追远”还体现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这些文书是子女为父母做功德和送别父母去另一个世界的礼物清单。古代吐鲁番流行道教，而道教也特别讲求“孝” ，这从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可以看出。吐鲁番的丧葬仪式，体现了浓郁的儒家文化、汉传佛教和道教色彩， 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9号墓出土的《苻长资父母墟墓随葬衣物疏》，在罗列给父母去世後的物品清单後这样写道：“凡有（右）条衣物糸绢，金银家居自有，河陌里攀苻长用资父母虚暮长人，国亲，通道仞旧，不得领遮仞名，如律令。 ”古代吐鲁番人还有一个丧葬习俗，人死後随葬的唯一一本儒家经典是《孝经》。将《孝经》随葬的最早记载是1972年阿斯塔那第169号墓出土的《高昌延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了古写本《孝经》一卷（见图），它比敦煌出土的27件《孝经》写卷早400年，是目前发现的《孝经》最早纸本写卷之一，对於考察《孝经》在早期丝路的流传，弥足珍贵。 2004年吐鲁番木纳尔墓地第102号出土的《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移文》也记载送别礼品中有《孝经》一卷。在高昌国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中，明确记载有《孝经》者，我们共查到4次，在唐西州时期，也有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