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 二 )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經驗——橫

　　除了人名讲求“孝”外，吐鲁番出土的《墓志》也记载“孝”是吐鲁番民众生前最看重的修养。 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0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和六年（607）张沂子妻高氏墓表》载墓主人“上仕舅姑，有敬顺之名，下交娣姒，无妒忌之号” 。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3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张顺墓表》载墓主人“出忠入孝，令闻宣着” 。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3号墓出土的《唐麟德元年（664）梁延怀墓志》载墓主人“忠诚竭立，丹志挺生。重礼敦诗，闲於教训。公，乡闾称为教首，宗族号曰慈仁，昆季是谐，孝恭膝下，子受过庭之训，光显尊亲。孝养无亏，报恩未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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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写本《孝经》图片由作者提供

　　二：早期儒家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徵就是强调宗族，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宗族之制固然使人各分畛域，然以爱家者之心论，则不但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抚养之责，且推及於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如宗族姻亲等），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 ”（吕思勉、曹伯韩《中国文化二十一讲》，渖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版）在古代吐鲁番，来自异邦的各个族群，也深受儒家文化宗族观念和家庭观念的影响，吐鲁番巴达木胡人墓地的发掘，证明在麴氏高昌到唐西州时期，高昌城东一直存在着一个以粟特人为主体、夹杂着印度人和龟兹人的聚居区。巴达木胡人墓地出土的文书以汉文为大宗，说明这里的官方语言是汉语，各兄弟民族的汉文化修养较深；但也有两件粟特文书，其中一件钤有唐朝“金满都督府之印”的粟特语文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唐朝政府存在着其他语种的公文。在巴达木墓地1、2号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两座聚族而葬的茔院， 1号台地茔院为龟兹白氏家族， 2号台地茔院为粟特康氏家族。 1号台地白氏家族茔院和2号台地康氏家族茔院还出土了粟特文书，而2号台地西部偏中出现汉人（祖籍山东人），说明这一片墓地为汉族与西域胡人的公共墓地。诸多家族茔院往往是夫妻合葬，甚至多人葬，其中墓主人中男性的唯一性，说明了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吐鲁番地区封建大家长制的存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然後聚族而葬，家族为“同茔不同穴” ，从而构成了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结构：家庭-家族-聚落。在麴氏高昌後期，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成为“家庭-家族-聚落-国家”（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编着《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9年版）。也正因为如此，各民族在吐鲁番形成了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注意到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它是来华粟特人的家族墓地，粟特人的祖籍在伊朗高原，後来迁居中亚，信奉祆教。但来到吐鲁番後，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家族，建造了家族墓地，还在汉文化影响下撰有《墓表》和《墓志》，如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粟特康氏墓地第201号墓出土的《麴氏高昌延昌十四年（574）二月二十一日康虏奴夫妇墓表》《康虏奴及妻竺买婢墓表》，还有黄文弼掘《唐麟德元年（664）翟郍宁昏母康波蜜提墓表》。这中间最为典型的是200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东南部第20号墓康氏家族茔院出土的《唐龙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原墓志》，墓主人是康姓粟特人，其父亲和本人均是高昌国的军事将领。出土墓志的官职和汉字的书写、汉文语句的流畅，以及随葬器物的汉传佛教因素，都体现了墓主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最让人吃惊的是，在这篇粟特人《墓志》中，作者强调“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於交河之郡也” ，说明墓主人已经将中华认同为自己的祖籍，将中华文化认同为自己的文化之根，同汉民族一起构建了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篇墓志充满了浓郁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色彩：“君以立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乡邦推之领袖，邻田（里）谢以嘉仁。识斡清强，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正八品。 ”又言其去世“亲族为之悲痛，乡闾闻之叹伤” 。这批墓葬上限为延昌三十三年（593），下限不早於龙朔二年（662），说明中古时期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构建，是在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