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任远:鼓励和限制生育都过度干预家庭的生育行为( 五 ) 复旦大学人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中，调节性的人口政策采取的是一种比较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越来越利用社会经济等间接性手段来实施人口的调节和控制，也就是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和经济惩罚机制的广泛实行。

在1970年代以来，以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增长为基本主线，我国的人口政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微调性的调整。在进入本世纪以后，伴随着人口的变动，人口政策也进行了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的调整。 2015年底开始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使得这个调节性政策的调节方向发生了变化。提倡两个孩子，政策生育率开始高于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的生育水平，使得人口政策的方向总体上已经成为提倡更多的生育的政策，甚至也很快出现了“鼓励生育”的导向性的话语。

但是，从通过人口政策来调节人口变动来说，将人口政策定位于“鼓励生育” ，却未必是没有问题的。这并不是因为当前生育率的具体水平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动态监测。实际上，当前的生育水平如果不是完全明确的，也是基本明确的。正如同我们不能像在本世纪初期困扰于对生育率数据和真实生育水平的反复争论而耽误了生育政策的改革，将生育水平的统计争论作为阻碍“全面二孩”以后生育政策进一步改革的借口，或者纠缠于数据计算中使人口政策改革失去方向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