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电影不在场的日子里,我很想念“淘碟”时代
文|电影情报处 卡西法
从1月到现在,电影院已经关门足足一月有余。在公共观影空间缺席的这段日子里,人们又开始无比地怀念电影,以及曾经自由出入电影院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大片定期上映,也没有新片贸然定档,疫情阻断了电影的正常上映,却无法阻止盗版资源的流通。转眼间,奥斯卡新片已经几经易手,从大银幕来到到显示屏,最后流转到人们手中的方寸屏幕上,还未上映就已被一睹为快。
尽管“盗版”两个字被写进法律明文禁止,但从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生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它却总是有一种特殊又复杂的情感。那个时候如果想看国外的电影,需要跑到音像店租借,或者在流动小摊贩那里用5块钱、8块钱买一张包装粗糙的盗版碟。很多人对电影的认知大概就来源于那几块钱一张、刮痕斑斑的盗版光盘,也正是借由这个媒介,意外地闯入了斑斓的光影世界。
情报君并非鼓吹盗版文化,而是希望在等待电影回归的日子里,通过讲述一个个故事,打捞一代人关于电影的热血记忆。情报君跟几位电影爱好者聊了聊他们的私人记忆,他们也大方地分享了在那个精神资源匮乏的年代,与电影相伴的日子。
讲述人:千寻,85后,电影爱好者
主题:小镇孩子的童年
记得人生中第一张电影碟片,是从我们家乡小镇上一家音像店里租的。我至今还记得那家小小的、从塑料门帘望进去黑咕隆咚的音像店,开在闹市街口,店主是一个三十多岁、头发常年油腻腻的男人,经常坐在收银柜台一个大屁股电脑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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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它结缘说来还挺有趣。我是在小镇上长大的孩子,小镇的童年总是很尴尬,既没有城里孩子的少年宫麦当劳新华书店,也没有乡下孩子的摸鱼钓虾掏鸟窝,无数个大白天都是自己跟自己度过,精神生活贫瘠得可怜。
记得有一年暑假,城里的表哥来我家玩,拿着一个神秘的塑料盒。一打开,嚯,崭新的一排《猫和老鼠》光盘,从第一集到第十多集码得整整齐齐,盘面锃亮,美不胜收。当时家里有一个老旧的VCD,可能还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家产,把光盘推进去的时候,会发出“咣、咣”的转动声,然后屏幕变蓝,那就代表开始了。
我记得我和这台VCD以及这十多盘《猫和老鼠》度过了一个相当快乐的暑假,它们给我的暑期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不过最后表哥走的时候,把光盘都带走了。
表哥走后,怎么才能再看到《猫和老鼠》是我当时最迫切的心愿,上课也不专心听,老师讲的东西到了脑子里全变成了动画。在终日的日思夜想中,我终于想起了街上那唯一一家音像店。音像店,尤其是黑咕隆咚的音像店,在当时小镇孩子们的心里是跟网吧是一个级别的,普遍觉得那是坏孩子虚掷时光的地方。可是剩下的那几集《猫和老鼠》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了,纠结很久之后,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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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之后就有第二次,之后去的就多了。《猫和老鼠》当然是看完了的,更重要的是后来还从那里看了很多其他的动画片。小学四年级之前,我已经跟着《哆啦A梦》探险完七大洲四大洋,跟着《丁丁历险记》考古完埃及法老的陵墓,还从《数码宝贝》那里学会了各种进化技能,这些影碟和那台老式VCD基本构成了我童年全部的幻想土壤。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我看完了《哈尔的移动城堡》,那种震撼感让我很长时间无法平静。电影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第一次知道动画片还可以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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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店蓝色的玻璃门上贴着褪了色的海报,门口常年竖着一块黑板,每周都有新电影在黑板上出现,大部分都是畅销的灾难、战争大片。常常是一有更新,我就会跑进去找有没有自己想看的电影,那个时候租碟一星期大概两三块,超时了再另外算钱,我看了碟总是忘记归还,因此总是四处收集家里的硬币并旁敲侧击地跟父母敛财。不过那个音像店的叔叔永远在电脑后面抽着烟,对别人租碟是否延期了也毫不在意。奶奶说他没上大学,没什么出息,只能在小镇上守着自己家几平米的店做些小本经营。他机械地做着收钱、把碟片交给顾客的动作,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很少与顾客攀谈。不过,“宫崎骏”这个名字我确实是从他嘴里听说的,在刚开始借碟的那段时间里,我所看的电影基本都来自他的指引。现在想起来,日本动漫对我的启蒙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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