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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异』相同的选择，各异的心路历程——生命历程理论下的离职媒体人职业认同研究( 七 )


而“新媒体的兴起”和“媒体单位改革”相似的环境，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柯琦、徐晶、陈胡比较在意的是实现最初新闻理想平台的不复存在，对媒体新闻内容的“荒诞”等不满，及其生活的经济压力；赵昭比较在意的是裁员所带来的人际关系间的复杂；汪臻德和彭毕都对工资没有怨言，两人都认为工作内容不再让其感兴趣。因此，生活在不同历史情境、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媒体人，所面临的人生境遇不一样，所拥有的职业机会也不同，随之也会根据各异的环境和认知作出不同的决定。
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
个体并非独立存在，会受到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意味着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孩子、朋友、同事和媒体人的生活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无意、偶然却是最终不可避免的。在赵昭身上，父母的媒体朋友影响她对媒体人最初想象；周围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和尊重使其获得“成就感”的满足；上级领导的包容为她进行监督性报道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鼓励着她独立思考揭示真相，但最后因为同事“出头”而和另一位领导冲突让她决意离开。和身边人的交往互动，影响了赵昭的职业认同和职业选择。同时，作为媒体从业者赵昭也有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来自单位和家庭不同的社会期待使得她需要协调工作和家庭关系。对于女性媒体人而言，家庭关系和媒体工作之间的平衡并不轻松。而男性媒体人更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可以说，个体职业认同和离职决定是与社会角色、社会关系互相关联的。
自我意识的主观选择和改变
虽然社会制度、社会习俗和社会关系等外部环境建构并影响了媒体人的职业认同和选择，但是媒体人具有独立的意识感知，且有按照一定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虽然受访者最终选择都是离职，但柯琦看到报社经营环境变化后，主动选择尝试新媒体；陈胡则是强调自己“不得不走”，因为她综合考虑了自己的年龄和传统媒体前景；彭毕是认为单位已经不能为自己实现新闻理想提供平台，干脆去企业发展；汪臻德则是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确定自己的兴趣爱好。即使受访媒体人用“非常辛苦”、“睡两三个小时”、“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和朋友约吃饭”、“生怕半夜接到报社电话”这些词语来描述自己当初的日常工作状态，但同样认为曾经的新闻实践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成就感”、“尊严”。可以说，不同离职媒体人具有不同的心路历程，而面对传媒格局的变化，媒体从业者在根据自己的内在潜能和力量进行着适合自己的改变。
不同年龄的职业认同和需求
事件发生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时间不同，对个体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换言之，媒体离职人由于年龄、社会期望不同，导致不同的职业认同和选择。在图2，3，4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不同阶段的职业认同的变动，这里我们仅以年龄作为参照点，不同年龄的受访者所经历的社会情境不同，对职业认同的程度和职业选择的感受差异较大。在媒体工作较长时间的工作者经历过报业发展的黄金期，也曾用纸笔记录社会动态、为弱者发声、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他们怀着矛盾与不舍的心情离职。
如柯琦认为新工作的高待遇提升了自己生活的物质水平，但是他依旧为没能继续坚守新闻岗位而遗憾。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报社采访人员往往需要兼顾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柯琦、陈胡、徐晶等工作时间较长的媒体人会比年轻从业者更加愤慨和不满。相较于中年的柯琦感叹媒体收入持续下滑带来的经济压力，汪臻德、彭毕、班章三个未婚年轻人较少感叹媒体收入少，而李俊是90后，在刚开始能够接受媒体的低收入，但在小孩出生后，他认为媒体收入不能够保障更好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每个媒体人在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经济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促使个体思考其职业选择。
小结：多重因素的相互关联和累积
上述讨论的四个因素并不是模式化的对立关系，也并非孤立作用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职业选择。在分析离职媒体人职业认同变动和职业选择时，我们发现宏观社会与微观生活对个人的影响，也发现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冲击这一外在环境、媒体机构中部门改革与裁员、不同年龄媒体从业者各异的社会角色与认知，这些因素交互交织，影响着媒体人的职业认同。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深描中，那些看似可能与人们实际生活毫无联系的社会事件、一次偶然的人生经历、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社交关系等都在某一时刻成为影响人生选择的“导火索”，个体会采用离职的方式来重新思考职业方向。在职业改变的背后，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多重因素考量，我们甚至很难清晰地归纳出哪个因素是占比最重的。可以说，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和累积过程，构成了离职媒体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历程下的职业认同及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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