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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

考古

【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论述 。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也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识 。对于“国家”的考古学标准，维尔·戈登·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影响深远 。但是，中美地区诸文明没有金属，南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 。这提示我们，各文明应有自己的形成标准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致力于苏秉琦倡导的“中国学派”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张光直也指出，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既要关注“文明”，又要关注“中国” 。因此，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历史时期和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 。

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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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应，目前达成共识的中华文明形成标准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包括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王权、神权和军权的形成，复杂礼制的形成和高级手工业的发展等 。相关考古发现主要为区域聚落等级化，出现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宫殿性建筑、大型仪式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和水利设施，以及玉器、精致陶器、漆器、象牙器和丝绸等表达身份和具有宗教内涵的特殊物品等 。另一方面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的形成 。
距今6000—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 。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其中M23号墓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 。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所见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号墓随葬大量陶器和14件玉器 。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也出现随葬大量陶器和猪下颌骨的高等级墓葬 。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 。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专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在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各地区已经出现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 。这些“古国”在地域范围、聚落结构、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已具备夏商周时期“国”的基本内涵：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间；社会上层以经济、等级化礼制、武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领导策略实施管理；社会成员形成对本区域文化、亲缘和政治管理的认同，并因此而生成归属感，家国体系初步确立 。
“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得以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 。在此形势之下，距今约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 。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方量228万立方米，上有35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 。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墓地发现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中包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漆木器和丝绸 。其中，反山M12号墓出土600余件（套）精美玉器，包括被称作“琮王”和“钺王”的大型玉琮和玉钺 。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划图像，蕴含宇宙观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大量随葬的玉钺和石钺反映了王权和军权的形成；陶器上出现被认为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刻划符号系统 。
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 。整个古城系统的土石方工程总量多达1005万立方米，当时位居世界前列 。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 。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 。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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