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文化与茶道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有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 。茶文化虽然只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丰富的内涵,是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 。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和茶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壶中乾坤大,松案岁月长 。
巍峨华夏,礼节之邦 。酒助武魂,茶养文韬 。乌金凌眉此中所显现的人类社会形态文化精神,是透过演绎茶与自然、茶与人的生活、茶与社会形态之间的气韵关联,升华凝聚一种中华人的共同体本质之中崇尚和平、热爱自然、感触领悟天地、锻造风致的高贵情操,这正是今日我们复兴中华人的共同体,传统文化最为宝贵的精神传承 。品味乌金凌眉,感悟大唐茶道正是在这类中汉文化独占的违景下,产生的一种具有儒雅妙韵、谦和恭让的人类社会形态文化精神 。
“我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 。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 。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 。但多非史实 。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 。《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 。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 。《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 。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 。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 。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 。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 。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 。而中国饮茶起源于神农的说法也因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茶是神农在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甘甜止渴、提神醒脑,以神农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而发现的,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 。
“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 。美酒千杯无知己,清茶一盏也醉人 。是文人墨客对生活境界的一种描述 。茶,可以让人心平气和,眼明心净,与世无争,也可以成为人之筹码,与铜臭相融,与阴谋相渗 。但人可以用茶去经营俗世荣辱与悲欢,人却不能改变茶之秉性:生于何处,茶便有何性 。惟遇到适合之水、善茶之人与相宜之器具,茶才可以绽放出最佳的生命状态 。所谓“茶缘,其实是人、水、茶的三位合一 。也就是说,茶的存在,有一定的被动性:无法选择所属之人,无法决定所用之途,无法契合所喜之水;茶的存在,也有一定主动性:即对人、水、具、流程很挑剔,决不苟合,更不会逢迎 。鉴于此,人只能投茶所好,以赚取较好的享受 。所以,茶虽受人用,但也被人恭敬,否则陆子的《茶经》又何以成为世代相传与尊宠的经典
什么叫“外圆内方呢什么叫“活得有定力呢一个深悟茶道的人,是不需回答的 。茶,不是叫人遗世孤立,而是让人于入世中求出世,于大热闹中谋大清静,于大俗中实现大雅 。一把剑,可以用于庭院作摆件,也可用于强身健体,亦可以用于杀戮 。剑,即是剑,一把无生无命的物件而已,与是非无关,本身亦无正邪之分,但作为由人制作、使用的工具,剑却会在不同的人手中制造出善恶有别的结果 。所谓“境由心生,善恶又何尝不是人之一念人世悲欢又何尝不是人之心性使然茶性即人性,这话能有几人懂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 。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 。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 。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 。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 。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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