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燕国定都北京之谜 燕国首都是现在的哪里

“华北洋灰公司,在琉璃河建设士敏土厂,近已竣工,开始操业 。在该公司附近地区,有石灰石〇万公吨(原文如此,或指十万吨)以上的庞大埋藏量 。该厂之建筑,虽因电力及其他资材关系,稍微展缓,终于因士敏土在华北需求日增加,尤其因开发关系,重化学及磁石方面,皆需士敏土甚亟,所以洋灰公司乃力排万难,使建设工事卒抵于成也 。”
这是1944年第三卷第1期《经济月报》上刊登的一则快讯 。士敏土,现通译水泥,该厂至今仍在,但由此而来的发现,可能更具意义 。
该厂在建设中,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经办 。吴到琉璃河后,从乡民手中买到一大包陶片,带给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苏秉琦,立刻引起苏秉琦的高度重视 。
吴良才如此有心,因他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泰斗吴禹铭(金鼎),吴禹铭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人,梁思永先生称赞他:“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 1948年9月,吴禹铭因胃癌,病逝于山东的齐鲁大学 。
1962年,在苏秉琦先生提议下,北京大学考古系对琉璃河遗址试掘 。1972年,考古部门正式开始挖掘,在这里发现了北京最早的城墙,将北京建城史推到3000年前 。
在这一惊人发现的背后,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奉献 。
有私车的“破教授”
“知盘碗之用,而可与言笾豆之制;知舟车之利,而后可与言航海、铁路之理 。”蔡元培先生早年在论述教育时曾这样说道,体现了他的考古意识 。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立刻着手组建国史编纂处与中国史学门,并邀罗振玉来北大主持古物学讲座 。罗不肯,转请王国维,亦遭拒 。直到1920年,罗、王仍不肯就任,只好请二人的好友马衡主讲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我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业考古学机构,马衡任主任 。
据学者查晓英钩沉,1925年9月,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先后来华,邀马衡赴朝鲜参观他们发掘的乐浪郡古墓,马衡记道:“此行所得,一为发掘之经验,一为空前发现之漆器 。”开始将考古学专业方法引入国内 。
在北大,周作人与马衡关系甚笃,周说马“十分阔气的 。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比胡适还早 。
马衡是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婿 。马夫人曾说:“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 。家里问起叔平(马衡的字)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
古燕国人果然看上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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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燕国的青铜器
1929年,燕下都被发现,马衡先生参与了初期考古发掘(此次工作未深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古发掘) 。
燕下都是燕国800多年历史中的五座都城之一(也有六座说、七座说),在今河北易县,是已知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被易水环绕,荆轲刺秦王即从这里出发 。燕下都近齐国,有宫殿区、手工区等,却没有“市”,且墓葬区在城内,是一座军事城市 。
人们感到困惑:燕国为何把都城设在这里?
从地理上看,古代华北多深山大谷,每当雨季,谷地尽为沼泽,人们只能沿山麓地带南来北往 。所以早期考古发现集中在山麓沿线,谷地几乎没有 。侯仁之先生说:“根据已经发现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恰好说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着这一地带逐步向北发展的 。” 北京在山麓带中的一片小平原上,地理条件最优,古燕国人为何视而不见?
本文开篇提及的吴良才的发现石破天惊,上世纪50年代后,经数次考古发掘,确认这里是燕国最早的都城——燕城 。
一般认为,燕国在此定都300多年,公元前698—691年间,在山戎压力下,迁到临易(今河北易县一带,距后来的燕下都不远) 。山戎或为匈奴一支,曾建孤竹、令支、屠何、无终等国 。
临易近齐国,齐桓公出兵,“北伐山戎,山戎走”,令支、孤竹遂亡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延庆县张山营镇发现了山戎墓葬群,基本证实了这段历史(尚有争议) 。
陈子昂在蓟门桥写过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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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塑像
危机解除后,燕国将都城从临易迁回蓟城 。
蓟城位置至今未明 。据史料记载,蓟城附近有蓟丘,蓟城之名即从此来,这为找寻遗址提供了方便 。侯仁之先生认为,蓟城应在今白云观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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