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物质条件到感情利用操控 ， 女性暴露于婚姻中的风险是多维度和全方位的 。 李靓蕾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家庭内部性别不公造成对女性伤害和惩罚的一手经验 ， 揭示了婚姻生活中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困境、被压抑的情感欲望 ， 无偿劳动的照料惩罚（指女性在家庭内部承担照料工作 ， 会导致其低就业率和低薪资水平的情况）和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 指因为职场的性别隔离、婚姻和生育等因素 ， 女性丧失职场机遇 ， 获得更低的薪酬待遇等） ， 父职的缺席和婚内财产分配的不平等 ， 以及就此延伸出来的道德困境和人际关系危机 。 幸运的是 ， 她的故事揭开了父权浪漫观下两性关系虚伪的面纱 。
李靓蕾有能力通过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的文字夺回个人历史的叙事权 ， 但她的控诉和后来的胜诉 ， 更折射出了另一群体的性别困境 。 在这个始终以男性为中心的多边关系中 ， 李靓蕾并非最弱势的一方 。 作为合法妻子 ， 她拥有身份的道德优势能够让她写下针对前夫的檄文、为自己说明申诉 ， 并且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 而那些前女友、“小三”、被睡的嫩模等 ， 却始终是最边缘的客体 。 实际上 ， 她们和李靓蕾一样都是父权中心主义下男性性游戏的猎物 ， 是被王力宏利用和剥削的受害者 。 不论是在和王力宏的关系还是在“小三”的指责中 ， 她们经历的性别暴力和社会压力也源自性别歧视和不平等 ， 但她们更无法反抗这种不公 ， 难以说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 ， 她们的情感经历和个人诉求不被认为具有道德正当性 ， 也因此几乎无法收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
李靓蕾的本意或许并不是要把矛头对准其他女性 。 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这些情况的知情和忍让 ， 在婚姻关系破裂后又为指责王力宏其他性对象的“实锤” ， 王李婚姻政治的角逐和利益的争夺 ， 在客观上让其他女性成为他二人之间婚姻悲剧的“陪葬品” 。 问题制造者和发起剥削暴力的男性只是有了个沾花惹草、无关痒痛的道德污点；合法妻子因为占领了婚内身份和道德优势赢得了舆论胜利；其他女性成为被消音的、被剥夺的阴影中的幽魂 。 然而 ， 男性始终占主导的、以“合法身份”、“上位”作为女性奖赏的附庸型的婚姻制度 ， 却无法进一步反思 。 这是我们在讨论李靓蕾事件中仍需警惕的父权观念的陷阱 ， 因为正是“宫斗戏”的看客心态 ， 强化了父权制对不同女性进行分化、规训和奖惩的道德秩序 。 “正房撕小三”中的道德指责 ， 也正是父权制的幽魂借着部分女性的手 ， 在加害另一群女性 。
俘虏式的家庭主妇：是选择还是妥协？
李靓蕾在某种意义上是颇具有自主性的完美幸存者：她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 ， 符合“理想妻子”各方面严格的社会要求 。 她期待幸福完美的家庭生活 ， “愿意”成为全职妈妈 ， 也想要孩子 ， 于是成为家庭主妇和完成三胎生养哺育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她的个人意愿的 。 这样的“家庭主妇化”个案 ， 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 ， 已经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主妇叙事 。 而她的经历和控诉 ，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许多焦虑和认同 ， 更把“家庭主妇”的讨论拉入了公共空间的焦点 。 社交媒体不断提出“女人一定要有钱”和“不论何时都要有工作”的危机解决方案 。 《中国妇女报》也在对该事件的评论中直言“警惕脱离职场的风险” ， 称“女性参与职场、保留职场竞争力 ， 还是最有安全感的选择 。 ”
舆论隐隐透露出了性别焦虑下 ， “嫁得好”和“干得好”这两个经典的互斥模式之间大家对后者的选择偏好 。 然而 ， 这两种所谓的“个人选择套餐”背后的支撑话语都存在简化、理想化女性现实困境的倾向 。 对个人而言 ， 步入职场还是留在家庭的选择面临着制度结构和文化的多重钳制 。 是否成为家庭主妇并非完全凭借个人意愿 ， 女性面临的群体性困境 ， 不应该被简化成个人选择和宿命 。 我们更要警惕对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的二次歧视 。 作为社会现象 ， “主妇化”与女性群体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 在一个排斥女性的、不友善的劳动力市场 ， 女性无法摆脱传统藩篱和陈旧观念的家庭角色规范的要求 。 个人在缺乏制度性的福利保障的情况下 ， “女孩该不该回家、能不能回家”的行为动机 ， 受到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家庭策略和自我认同等多方位的影响 。
在现实中 ， 更多的女性并不像李靓蕾这样具有经济优势 ， 职场和家庭之间的“双肩挑”重担同时压在许多女性的身上 。 如何兼顾家庭和职业是长期以来女性难解的问题 。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以来 ， 女性是首当其冲的下岗和失业人员 ， 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也展现出更复杂多样的面貌 。 严酷的职场竞争、缺位的制度保障 ， 使得中国女性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成为深受国家、资本和父权三重压迫的弱势群体 。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的阶段 ， 回归家庭背后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 。 虽然李靓蕾的案例脱离了中国普通女性的情况 ， 属于少数积极主动主妇化的特权阶层 ， 但在中国 ， 类似情况也多见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的上层家庭 。 同为家庭主妇 ， 她们与来自社会底层的传统主妇有天壤之别 。 对于她们而言 ， 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家庭实践过程也并非完全的个体自主的选择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下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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