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眼里的中国人骄傲到不肯打仗,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伯特兰·罗素,近现代英国大学者,一生主要成就是哲学,“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但在历史与文学上却也成就惊人,1950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享誉西方的大学者,对中国的评价却非常之高,与爱因斯坦眼里的中国截然相反。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低谷,华人备受欺凌,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国内不少学者陷入迷茫,一度抛弃中华文明,甚至连汉字都要抛弃改用拉丁字母,连鲁迅都喊出“汉字不死,中华必亡”,那么彼时的罗素究竟如何看待中国?
罗素眼里的中国人骄傲到不肯打仗,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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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在中国的学术界,罗素名声远超如今,与爱因斯坦属于一个级别。
在研究哲学过程中,罗素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中国经典著作《老子》和《庄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20年,刚刚结束访问苏联的罗素,接到北京大学梁启超邀请讲学的电报,原本对中国很感兴趣的罗素,于是决定带着情人多拉·勃拉克一起访华。
这一年八月,罗素乘坐“波多号”法国客轮启程前往中国,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但码头上却无人迎接,这让罗素不知所措焦躁不安。原来,不是中国组织者怠慢罗素,要给罗素一个闭门羹,而是罗素来早了,约定是10月15日到达,但罗素提前了三天,而又没有提前通知。
经过罗素多方打听,中方才得知罗素已经提前到了上海,这才赶紧派来人接,立即为他安排好一切。中国人的热情举动让罗素等待中的不愉快立即烟消云散,甚至罗素都不敢相信,中国人竟会像对待一位外国政要一样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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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访华的消息,立即引起一场震动,随后几天,罗素犹如最当红的明星一般受到疯狂追捧。
当时,罗素被安排在上海西藏路的“一品香”旅馆,刚刚安顿下来的罗素,就有很多中国文人拜访,以至让罗素应接不暇。其中,一些无法拜访罗素的文人就写信,一个叫袁琼生的文人致信罗素:“我们非常高兴,您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华抵达本埠,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袁琼生信中谦卑的自称“一个他毫无所知的中国人”。
如此热情,如此谦卑,如此赞誉,让罗素都难以置信,但让罗素更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
第二天晚上,中方为罗素举办接风宴,晚宴主办方竟然有六个,换言之当时很多组织争相要为罗素举办接风宴,各不相让,都为能请到罗素为荣,后来不得不联合举办。为了方便交流,中方特意让“中国的爱因斯坦”、28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赵元任从北京赶到上海,专门为罗素做翻译。
罗素眼里的中国人骄傲到不肯打仗,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筵席之上,让罗素惊讶的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竟然有很多文人熟练的使用英式英语与他交流,用英式社交礼仪与他交往,这让罗素记忆深刻,以至多年之后,罗素还在书中称赞:“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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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当晚,罗素发表了第一次演讲,但却遭到鲁迅之弟周作人(见上图)的炮轰。如今看来,罗素对的,周作人错了。
周作人《罗素与国粹》中批判: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但我却不能赞成……(罗素)不明白中国的内情。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中国文人救亡图存,认为只有全盘欧化才行,而罗素却劝说中国重视国粹,两者只是出发点不同。
与爱因斯坦访华走马观花不同的是,随后几天,罗素在演讲与接受采访之余,更重要的是观察中国,想看看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不愿只看租界里的情况,当时上海报纸报道:“罗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国社会之实况,故欣然游上海,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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