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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写实主义的领军人物，一个多出现于现当代文学史丛书中的作家，2018年以微博热搜的方式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不过，这次引起关注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与崔永元之间关于新片《手机2之朋友圈》的一些争议。不管结果如何，其实这都可以看作是新时代背景下资本对于作家的一种反作用，提醒作家对于资本的攫取和运用应进行慎重的忖度。只要是对刘震云的生平有些许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他的成名史就是一部妥妥的草根逆袭史。他出生于河南新乡市延津县一个极贫瘠的村庄里，少年时代忍受饥饿的折磨，然后虚报年龄去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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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成为一名老师，白天上课，晚上读书学习，最后靠打小抄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发表作品，最终在名作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者的为人和作品的品格有时并不是对应关系。尽管刘震云在高考这件事上显示出个人作风的问题，但并不影响其作品的品格之高。可以说，刘震云对生活气息很敏感，笔下纷纭复杂，对民族和百姓的困境洞若观火，把握极准。他糅杂各种市井俚语、趣闻琐事于一体，将自己对中国百姓生活的见闻感想尽数写到纸上，铺排开一层悲悯、同情的底色，引人共鸣，发人深思。可能是饥饿和贫穷留给他太多创伤回忆，他的作品大多是聚焦于底层百姓的琐碎生活片段以及那容易被人忽略且无处申诉的痛苦，这样能给予百姓更直接的关注，例如《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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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就说过，刘震云在做“去蔽”的工作。所谓“去蔽”，也就是拿掉遮挡，让观众看看遮挡下另存之物。中国作家向来提倡宏大叙事，从大广度、大宽度、高纬度来观察中国，把握大历史的发展脉搏，从而去观照百姓的生存处境。刘震云则是提醒我们，中国的大历史下还有百姓的个人史，他们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同样值得关注：一九四二除了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河南三百万百姓遭遇饥荒而逃难的时期（《温故一九四二》）。中国的大方针政策值得关注，家里面的豆腐馊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大事（《一地鸡毛》）。作家是以作品示人的，刘震云本人的作品就摆在台面上，质量之高笔者以为无需怀疑。他的作品在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爱好或研究现当代小说的人群很难忽视他的作品，所以他终究算是大作家之列，文学名声谈不上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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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家时，刘震云是努力写作的一介文人，心里装的还是攀登文学高峰的纯朴理想；作为编剧时，刘震云已然多了一个商人身份，此时他不仅要保持对文字的一种操守，还要拥有对影视资本的敏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条件日渐提高，整体学识水平也水涨船高，对社会的认知比上几代人都要深刻全面，所以对于好的影视作品的标准正在多元化并且越来越严格。其中，艺术性、思想性、技巧性等元素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刘震云的作品不仅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而且其背后的思想性足以引人注目，吸引大量流量。流量就是资本，所以他的作品就是大资本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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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刘震云和冯小刚应该都懂。据说，电影《手机》这个主题最初就是由冯小刚提出来的，刘震云很赞同，认为这个主题有“很大力量”。笔者以为这里的“力量”除了指艺术力量，应该还包括资本力量。2003年，根据刘的剧本《手机》拍成的电影大获成功。此片借助国人对于手机的好奇以及对手机造成的生活影响的探讨，吸引大批群众目光，问鼎当年度的票房冠军。追逐资本对于商人来说本无可厚非，但是追逐资本不应该建立在损害他人合理利益之上。且不说当初冯小刚设定“严守一”这个角色及其性格品德时，刘震云是否想到人物可能会给崔永元招致抑郁打击。但十五年后，崔永元因《手机》而遭受无端猜疑已成事实，刘震云和冯小刚理应知道《手机》系列会给崔永元带来精神上的刺激和伤害，却坚持沿用“手机”拍出第二部片子，这确实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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