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郭都贤很难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抗清”民族英雄。郭都贤自始至终未与清军正面开战。江西巡抚任上，他只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交过战。崇祯皇帝吊死后，他所效忠的皇帝死了，朝廷灭了，他便万念俱灰地出家做了和尚。他对崇祯之后弘光帝朱由崧及永历帝朱由榔发来的任命都未奉诏。晚明，郭都贤的理政能力和军事才能，是被朝廷上下公认的，如果郭氏是一个“抗清”民族英雄，崇祯之后很难想象其不会高举反清义旗。
再次，洪承畴很难定义为“汉奸”。无论是古人所撰的《明史》和《清史稿》，还是今人书写的明清交替史，亦或当代的戏剧与影视，洪承畴都未被视作“汉奸”，洪承畴归清，从某种角度讲，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史载，洪承畴归清后与郭都贤的两次会面，倒说明了洪氏的重情重义。
第一次会面是1646年，“至是承畴经略西南，以故旧谒都贤於山中，餽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眯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洪承畴到庐山找到万念俱灰做了和尚的郭都贤，是报郭氏崇祯七年知遇之恩以图报，不但馈以重金，且还要奏携其子做监军，是诚恳的。但郭都贤不能理解，不但不接受这份感恩，还冷嘲热讽，使得洪承畴只能默然而去。论年龄，洪长郭六岁，论官职，洪历来都高于郭，然遭到郭都贤的如此讥讽而并不恼羞成怒，更体现洪承畴的气量。
第二次会面是1647年，郭都贤已回到老家益阳的桃花江畔东林寺做和尚。这次起因是郭都贤的好友陶汝鼐等100多人受连坐案关在长沙监狱内，恰值洪承畴代表朝廷来湖南执行使命。众谋营救之时，有佥（即办案人员）曰：非郭公不可，亟走哀恳。都贤揪然勉诣洪馆，洪闻大喜出迎。都贤谓洪曰：两朝元老。洪俛首曰，千古罪人。都贤笑曰：适妄言，毋介意，因云某案可释否？洪曰：立出诸人。这就不仅是洪承畴与郭都贤之间的私交问题了。这100多人是满人主政的湖南地方衙门囚禁的“反清”政治人犯，洪承畴利用其经略大臣、中央大员的身份，竟然不问因由，不顾讥讽，俯首帖耳于郭，开口便立即放人，可见其民族情结之重。
郭都贤与洪承畴的两次会面，平心而论，我们看到的是洪承畴的宽容大度和民族心结，郭都贤倒显得“一根经”。反而言之，“两朝元老”洪承畴，对一个年龄比自己小6岁，官职比自己低许多的郭都贤的到访能“大喜出迎”，且对所托事宜不计后果的满口应承，说明郭都贤确实有值得洪承畴尊敬与厚待的人格：忠贞。
于郭都贤而言，“忠贞”就是做“忠臣”，做那种“不事二主”的忠臣。他忠于的是大明正统王朝之帝朱由检。朱由检死，大明王朝亡，他便万念俱灰，削发为僧。尽管后来又有朱由崧和朱由榔先后称帝，这个王朝名义上还维持了16年，且一直保留着郭都贤的“兵部尚书”位置和“大学士”头衔，但郭氏始终没有再度出山。
一部中国历史，新旧王朝相鼎革，降与抗，顺与逆，社会各阶层的自我选择与定位，是一大难题；后世对之评说，也是一大难题。明清之交，洪承畴被礼劝归清；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降清；尚可喜、耿精忠识时务顺清，均不能简单地用“对错”二字下结论，但这个选择却最终会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史可法抗清名垂千古，而像吴三桂、尚可喜等的反复无常，最终还是不堪的下场。郭都贤 “不食清粟”而远清，且矢志不渝贯穿始终，这正所谓“不忘初心”，正
是为洪承畴们所敬重，我们今天都应该注重的人品。
郭都贤这种“不事二主”的忠臣气节，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到家庭和子孙后代。民国《益阳县志》卷七，人物六，记载其女郭纯贞：
【 父女|一门忠贞两父女——郭都贤与郭纯贞】郭纯贞，江西巡抚都贤之女也。受黔国公沐天波子聘，乱世未婚，鼎革后沐子不知所在，纯贞誓不嫁，以待之。尝以“驿梅惊别意，隄柳暗伤情”二句作拆字诗十首，寓意其悲吟苦思，盖得夫情之正者，后为尼，易名联本，结庐浮丘下，曰：卓庵，年八十余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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