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关于“文化基因”的思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考古学的，人类学的，遗传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等等。笔者尝试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几个文化关键词的“说文解字”，探讨中国人的“兼性思维”与中华文化基因的内在关联。
先从“兼”这个关键词说起。古代中国是农耕文明，对汉语关键词作知识考古学研究，常常可以从某一个字或词的词根性追问中，找到它的农耕文明源头，比如“兼”这个字就在《说文解字·禾部》中释义为手持双禾：“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说文解字·又部》说得更明白：“手持一禾为秉，手持两禾为兼。”“兼”与“同”“容”“包”“怀”等字同义。关于《孟子·滕文公下》“周公兼夷狄”，焦循正义称：“兼、同、容三字义同。故杨倞注以‘兼术’为‘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犹天子之同徐方。《广雅·释诂》云：‘兼，同也。’本诸此。容之义为包，包之义为怀。”“兼”又与“通”同义。《管子·五行》说：“天子出令……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集校引张佩纶云：“兼，通也。”“兼”还与“三”同义。《文选·鲍照〈还都道中作〉》有“俄思甚兼秋”，李善注：“兼犹三也。”老子《道德经》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为阴阳，“三”则是阴阳兼和之态，故“三生万物”亦可理解为“兼和生万物”。概言之，“兼”有兼和、和同、兼容、包容、怀柔、会通诸义。
文章插图
“兼”字
持双禾者为“兼”，持单禾者为“秉”。“手持两禾”者，兼和包容，会通适变；“手持一禾”者，固守一端，偏于一方。上古文明史之嬗变是“兼”在前而“秉”在后，堪称最简上古文明史的《庄子·天下篇》对此有生动的叙述，《天下篇》所勾勒的上古文明史的基本线索就是“道术”裂变为“方术”：前者为“兼”，后者为“秉”。
何为“道术”？《天下篇》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这是本源也是本原意义上的“兼”，所以冠名为“道”。“其备乎”者，六通四辟（“六通”为四方上下之空间通达，“四辟”为春夏秋冬之时间顺畅），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天下篇》所描述的“道术”，是上古时代的兼性思维，是对中华文化基因之主体思维方式的“释名以彰义”。
“道术”在前，“方术”在后。《天下篇》接着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兼”慢慢蜕变为“秉”，“道术”慢慢蜕变为“方术”。何为“方术”？“方术”与“道术”相对，偏于“一察”“一得”“一曲”和“一端”，秉持一端而不见全体，自好一察而以为全有。如果说“道术”是“兼性思维”，那么“方术”则为“端性思维”或者说是“单向性思维”。所以《天下篇》认为从“道术”向“方术”的蜕变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悲夫，百家往而不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可见“兼性思维”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到了庄子那个时代发生蜕变。《天下篇》的作者要找回“兼性”，要返回“道术”也就是“兼性思维”。
为什么说兼性思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作为文化基因的兼性思维，其特征何在？探究兼性思维与文化基因之关联有何现实意义？回答这些问题，依然要借助对文化关键词的诠解与阐释。下面着重分析三个关键词：说“文”以察思维主体之兼性，谈“天”以辨思维对象之兼性，疏“通”以明思维过程之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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