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但是,清朝的读书人,却有这样一种特性,那就是:对于自己的祖宗竟然分不清楚。这样的情况,按道理不应该在清朝读书人的身上发生。因为,中国传承千年的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的社会形式决定读书人必须对古代圣贤了如指掌,反则就是没学识、没文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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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里说清朝学士连自己的祖宗都分不清楚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看看。19世纪末,当时的人在回顾清代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时就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土士人,向来学业于应试工夫外,能深通史学者十中之一二,能熟谙国朝政事者,百中之一二,更能旁及五洲各国政事、各种专门艺学者,不过千中之一二。虽在沿海、长江通商口岸相近省分,风气略已转移,或者人材不止此数,而合边僻各省以计之,实不逾乎此数... ...”在清朝末期,在读书人的思想里有一种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了解到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优越性,也正确认识到了科举制度严重局限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当时的学子们,只被允许学习和科举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比如:八股文,四书五经等,而对于历史的一些事件,则不清楚。甚至,有许多读书人已经进士及第,却连司马迁、范仲淹这样的名人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连自己国家的开国皇帝都分辨不出。对于本国的历史尚且不知,所以,对于外国的历史更是目瞪口呆了。有人描述清朝的读书人,不知道汉唐是什么朝代,不知道礼、乐、兵,只知道朱子,知道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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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应该是学识最为广博的一群人,事实上,却是这天底下学问最为肤浅的人。历史上的清朝读书人,还曾经闹出过太史公是哪一年的进士出身,而其著作《史记》又是哪一科的丑闻。这其中,最为过分的就是,清朝官员在借阅图书读到《汉书》之时,竟然说道:“这样的书留在世间没有一点用。”并且,在读《支那通史》时,以为“支那”就是“日本”,甚至,更连岳飞是什么人都不清楚。这样的社会现状,总体来说就是清朝读书人对于历史存在着严重的隔膜。都知道,清朝时期是中国科举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这其中,八股取士,四书五经,要求读书人只用学习经文能够应付考试。而考试的范围就是钦定的书籍,如果,你在考试中引用了史料,则是不能被录取的。而这,便是老一辈口耳相传的“经验之谈”。同时,这样的考试对学士的道德、人品、素养要求很高,从而,导致了清朝腐朽落后的官员体制。在当时的流行小说里,就对这样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时,将八股考试改为了策论考试,有一个叫夏时的教书匠,他的学生在听到风声以后,匆匆忙忙来拜访先生。当然,不是为了请教,而是对教书先生发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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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的语言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别的书堂子里一早就开始做了策论一类的教学,读的书也是策论一类的书籍,比如:《古文文选》、《纲鉴易知录》等等。而夏时先生在教书的时候,却偏偏对策论的内容没有重视,因此,导致这些学子落后于别人。怎料,夏先生辩解到:“老先生们传下来的秘诀,只教人四书读五经再读八股,其它的杂书是一概不教的。”他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教育。当然,这也是清朝读书人最为真实的现状,最开始私塾里教授的都是些四书五经,八股文之类,老先生们也就吃这一碗饭。而政策一改,那些只知四书五经、八股取士的老先生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指点的了。有一个叫骆憬甫的年轻人,本来经过乡试做了秀才,前途也还可以。但是,他却没有选择学习新的策论文章,仍然跟着老先生学习老一辈的八股文章。而考试的政策一改,他的命运也注定被改变了。之后,那些通史一类的书籍,也因为不是主流很快就被排除开来,消逝在了这岁月里。据记载,到了清代末期,根本就没有供孩童启蒙的历史类书籍,而元朝与明朝留下来仅有的一些史记,这些就成为了当时最为稀有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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