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智慧，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心中。在心之外，并没有一个最高的存在。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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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论传统
王阳明说：前代的书籍即使流传下来，时代风气变了，那些书和后来时代不相符了，过时了。后来的时代风气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注重华丽的修辞手法。
周朝末期想恢复夏、商时期的风俗都做不到了，因为社会风气变化太大。更何况唐、虞时期呢？何况伏羲、黄帝时期呢？所以他把《三坟》删了。
然而虽然各个朝代的风气和治理方式不同，但是根本上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周文王、周武王、尧帝、舜帝都遵循这个“道”，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但是毕竟各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不同，“道”在各个时期的应用也就有变化，所以各个时期实行的政令和政治制度不同。
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如果换个时期实行肯定是不行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该过时的就应该过时。这也是孔子删掉《三坟》的原因。夏、商的政策在周推行肯定行不通，周公考虑三王的政策，对于过时的地方就抓紧修改，绝不照搬。
这就是圣人把过去的东西删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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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分析时弊
王阳明又说：（两种治理方式）如果只知道推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只知道推行上古时期淳朴的民风和政策，这只能是佛教和老子的学说，不符合现实情况。
如果能做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但是又不能像三王那样抓住一个根本（克制私欲，存养天理，遵循“道”），而只是纵容称王称霸的私欲来制定政策，这只是春秋五霸之后历朝历代的治世方法。
后世的儒家学者所传授的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基本上也都是在指导如何称王称霸，都是在讲一个“霸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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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心即理
王阳明反对朱子学以天理为本体，认为天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是不可穷尽的，实现圣人理想人格，便要格万事万物，通晓万事万物之理，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面对无限的分殊之理如何得以成圣？另外，朱子学所言的天理是外在于人心的，圣人之心和天理之间有一道鸿沟，无论如何格物，外在的天理和本心之间也无法圆融合一。因此，王阳明追求圣人之境的第一步便是要破除朱子学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融合理与心，其目标是要使人心与天理之间消除间隙，圆融为一。
与朱熹的外在天理不同，王阳明认为理在心中。一方面，王阳明说，事父无需向父亲求个孝道之理，事君不必向君主求个忠君之理，同样，交友也不必向朋友求个仁信之理，而是应该“反求诸己”。这样，王阳明就开辟出了与朱熹完全不同的本体论路径，即理不在事物中，而在心内，成圣的路径便由向外探求万事万物之理转向向内求诸于心。王阳明在心即理上的转换，无疑是对朱子学的深刻剖析与批判。儒家自孔子始，如孔子的“仁”，孟子的“善”，都带着浓厚的道德思想，儒家将视角聚焦到道德实践上，对于西方哲学所探求的“质料”，即纯粹的客观物质性的存在避之而不谈。王阳明正是继承了这一核心关注点，将朱熹的外求之理，即纯粹的客观性的天理排除在视野之外，以心为理，将传统儒家的道德焦点再次拉回思想探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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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王阳明：公平与智慧，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心中】另一方面，阳明又言“心即性，性即理”。这里，王阳明将心、性、理等同起来，性和理是心的一体两面，性是心之本体的伦理性，理是心的客观性，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心之本体。阳明学对朱子学的核心突破就在于此，朱熹的天理和人心无法融合，带来的理论困境就是人无法穷尽天理达到圣人之境，而阳明将心作为本体，并具有性和理两面，使得内求于心的性具有了“理”，即客观性的特征。从这个理解来看，圣人向内心探求“理”，不仅能够得到“理”，而且还能避免陷入相对主义旋涡，使得心之“理”具有了客观性与普遍性。正是由于“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结合，人才能够同此心，同此理，才能抹去遮蔽，得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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