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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萌|刘晓萌：清朝遗迹调查的新成果

_原题是：刘晓萌：清朝遗迹调查的新成果
刘晓萌教授长期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 ， 一向重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 2001-2019年二十年间 ， 从事清朝史迹调查80余次 。 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朝遗迹的调查》收入调查报告15篇 ， 即其中第一批成果 。 本文系新书前言 ， 经出版社授权 ， 澎湃新闻转载 。
刘晓萌|刘晓萌：清朝遗迹调查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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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王朝中 ， 清朝距今最近 ， 遗迹留存最多 。 中外学者有关清朝遗迹的调查内容丰富 ， 成绩斐然 。 我从2001年起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 ， 重点是满族史迹 ， 迄今已整整20年 。 20年时间不算短 ， 因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文献研究上 ， 田野调查只是时断时续 。 但集腋成裘 ， 积累的报告也有数十篇之多 。 收入本书的15篇 ， 只是初步成果 ， 更多报告仍有待来日 。
一、田野调查的缘起
对治史者而言 ， 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从来是相得益彰之举 。 中国史学自司马迁愤而著 《史记》 ， 左丘明盲而作 《左传》 ， 即形成记传与编年两大修史系列 。 司马迁20岁壮游江淮 ， 为了解韩信事迹 ， 不仅实地考察楚汉古战场 ， 还亲自踏访韩信故乡淮阴 ， 因有“吾如淮阴 ， 淮阴人为余言” 的记载 。 他记录荆轲刺秦王悲壮场景 ， 进而否定 “荆轲伤秦王” 传闻 ， 并说 “始公孙季功 ， 董生与夏无且游 ， 俱知其事 ， 为余道之如是” 。 夏无且是秦王御医 ， 当事者之一 。 这说明 ， 史家著述 ， 从来离不开实地考察和采访 。 降及明清 ， 徐霞客、顾祖禹均以注重田野调查称名 。
清朝入关 ， 开始注重本朝史迹调查 。 满洲皇帝敕修 《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初集》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诸书 ， 均采撷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 。 康熙帝为绘制 《皇舆全览图》 ， 派遣耶稣会传教士杜美德、雷孝思等 ， 与满洲官员深入长白山和松花江流域进行大范围地理测绘 。 又派遣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内大臣吴默纳前往长白山进行实地踏勘 。
在清代入华各国使臣中 ， 朝鲜使臣留下的旅行记多达百余种 ， 泛称 “燕行录” ， 其中收录大量实地调查与采访资料 。 1808年 ， 日人间宫林藏奉幕府之命潜入清朝属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探查 。 返国后撰写 “踏察报告” ， 记录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理、民族、风俗和沿途见闻 ， 以及清政府对该地区管辖情况 。
晚清曹廷杰 ，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对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社会经济作全面调查的学者 。 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 ， 他受命考察东北边防 ， 由三姓起程 ， 经松花江徐尔固入俄国境 ， 沿黑龙江抵东北出海口 ， 考察黑龙江下游地区 。 对永宁寺碑和奴儿干都司衙署遗址的考察 ， 为论证明代东北疆域提供了有力实证 。 然后溯江而上至海兰泡 ， 又沿江而下至伯力 ， 溯乌苏里江至兴凯湖 ， 经红土岩 ， 复由旱道至海参崴 ， 再乘海船到岩杵河口 。 前后考察129天 ， 往返路程16万余里 。 十一月回到吉林营中 。 随即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 ， 绘图8幅 。 又撰《东三省舆地图说》 ， 诸如“国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吉江二省旧地现属俄国东海滨省各处屯站数目”“赏乌绫说”“使犬部说”“赫哲喀喇说”“额登喀喇说”“贡貂诸部说”“特林碑说”等篇 ， 多与清朝遗迹相关 。
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调查 ， 是伴随近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兴起而为史学研究者所借鉴 。 就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而言 ， 20世纪初 ，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在中国开展调查 ， 已属史学范畴 。 服部宇之吉主编《北京志》 ， 包括大量关于清末北京旗人（主体为满族）的调查内容 。 三四十年代 ， 日本学者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侵略中国为背景 ， 对中国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展开大范围调查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等书 ， 搜集大量有关东北地区民族与社会资料 。 东北地区主要有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回族等民族 ， 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或彼此杂居两种形态 。 伪满时期 ， 编纂《满洲家族制度惯习调查》第1、2卷 ， 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家族制度的内容、特点、习俗异同、民族关系 ， 以及满汉杂居资料 。
俄罗斯学者C.M.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 以20世纪初在黑龙江等地通古斯语诸族（主体为满族）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 ， 结合文献史料 ， 撰为此书 。 И.А.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 ， 是有关奥罗奇（鄂伦春）人的调查报告 ， 其中关于氏族组织、管理机制、萨满教信仰的资料 ， 对追溯满族早期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
民国年间关注满族问题的学者堪称凤毛麟角 。 30年代 ， 社会学家李景汉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 ， 披露了北京西郊贫困满人潦倒的生活 。 民族学家凌纯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于1931年 ， 对赫哲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语言作了全面调查 ， 对研究满族早期社会亦有参考价值 。
自80年代起 ， 在中国学者的参与下 ， 日本学者对东北三省清朝遗迹开展新一轮考察 。 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活动成果 ， 收入细谷良夫教授主编 《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 。 作为日本满族史研究会专刊的《满族史研究》（早期称《满族史研究通讯》） ， 迄2019年已出版18号 。 其中除刊载专论、书评、讯息 ， 还收有中日学者关于满族及今俄罗斯境内与清史相关遗迹的调查 。 日本学者还与俄罗斯学者合作 ， 对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明清史迹 ， 进行大范围调查 。
2003年起 ， 法国学者利用乾隆《京城全图》从事寺庙历史调查 。 该图是在耶稣会士参予下绘制的北京城图 ， 运用了当时最先进测绘手段 。 法国学者根据《全图》 ， 对照内城1000余处寺庙逐一进行考察 ， 包括每座寺庙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 ， 并搜集相关碑刻、地方志、档案、契书及口述资料 ， 重点探讨城市中寺庙与居民关系 。 已出版4册 ， 还有11册将陆续出版 。 这种长时段田野调查与研究 ， 继承了欧洲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
在中国 ， 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始于50年代初 ， 一直延续到60年代 。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 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之一 。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始于1958年 ， 1963年将各地调查报告加工整理付印 ， 1985年正式出版 ， 包括北京市、陕西省西安市、内蒙古、甘肃省、宁夏银川市、新疆、四川成都市、广东省广州市、山东省益都县以及河北省、东北三省等地满族聚居区调查报告 。
刘晓萌|刘晓萌：清朝遗迹调查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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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 学术研究日趋繁兴 。 80年代起 ， 清史、满族史研究者开展东北史迹调查 ， 重点是满族肇兴史 。 史学研究的繁荣与田野调查的开展交相辉映 。 在满族人口最多的辽宁省 ， 有傅波主编 《抚顺地区清前期遗迹考察纪实》、抚顺市社会科学院主编 《抚顺清前期史遗迹与人物考察》、孙诚等主编《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 的出版 。 这些调查 ， 均由当地文史工作者完成 。 他们对本地社会历史以及地理环境了如指掌 ， 丰富了学界关于
满族入关前史的认识 ， 并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 ， 由中美学者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作完成 。 其特点 ， 一是将田野调查与人口统计、历史文献相结合；一是将移民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熔为一炉 。 北京地方史工作者冯其利自80年代起 ， 四处寻访线索、查阅资料、实地踏勘 。 十几年间走访京郊80余处王爷坟、访问数以百计村民、看坟户 ， 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 。 1996年 ， 出版《清代王爷坟》 ， 记录诸多王位世系、园寝规模、损毁经过、墓主史事 。 杨海山《京郊清代墓碑》一书 ， 系作者通过长期田野调查 ， 抄录整理清代墓碑碑文的结集 。 是书收录碑文183篇 ， 多为以往文献所缺载 。
围绕满族某一家族、专题或特定区域展开的调研成果较多 。 金启肒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 ， 系作者1961年到黑龙江富裕县达斡尔柯尔克孜友谊乡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成果 ， 包括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生活、家族组织、宗教信仰、满语满文等内容 。 杨发清《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报告》 ， 何晓芳、张晓琼 《新宾上夹河镇腰站村清皇室后裔调查纪实》 ， 李天锡、粘国民《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粘氏满族情况调查》 ， 韩旭等 《五常营城子村京旗满族文化调查》 ， 苏淮等《吉林省乌拉街镇满族文化现状调查》 ， 隽成军《清代柳条边吉林边墙的调查与再认识》 ， 黄兆桐《关于纳兰性德在上庄地区史迹的调查报告》 ， 北京市民委等单位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 ， 定宜庄、胡鸿保 《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等 ， 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关于各地满族历史与现状的认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 ， 是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习俗、主要是信仰习俗的调查报告 。 此外有关萨满文化、祭祀民俗、濒危语言满语的调查很多 ， 不再缕述 。 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 ， 足以反映清朝遗迹尤其是满族历史现状调查的成就 ， 并彰显今后发展的起点 。
目前 ， 海内外学界开展的田野调查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 。 这些成果 ， 均值得学习、借鉴 。
二、田野调查的概况
读万卷书 ， 行万里路 ， 一向是史家倡导开阔眼界、丰富见识的好办法 。 2001年起 ， 我与细谷良夫教授合作 ， 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 。 20年（2001-2020）间 ， 与细谷教授共同调查50余次 。 前期调查 ， 有王禹浪教授、绵贯哲郎等参加；后期调查 ， 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等中外学者参与 。 另外 ， 自2013年兼任吉林师范大学教授以来 ， 与硕博士研究生合作或自己独立调查约30次 ， 总计80余次 。 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以外大部分边疆民族地
区 ， 收获丰硕 。 调查重点：
1、八旗驻防遗址与满族聚居地 。 对全国范围内清代大、中型驻防城遗址 ， 作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调查 。 主要四条线：
长城、河西走廊、新疆线：右卫 （山西右玉）、绥远 （内蒙古呼和浩特）、银川 （宁夏）、永登 （甘肃庄浪）、凉州 （武威）、哈密 （新疆）、巴里坤、奇台、乌鲁木齐、伊犁三大营 （温泉察哈尔、察布查尔锡伯、昭苏厄鲁特、另有索伦营）；喀什 ， 莎车、塔城 。 包括长城内侧的太原 （山西）、西安 （陕西） 。
长江线：成都、荆州、南京、镇江 。
运河线：杭州、乍浦、南京、青州、德州 。
东南沿海线：福州、琴江、广州、泉州 。
清代山海关外东北地区亦设八旗驻防 ， 但情况比较特殊 。 2013年以来 ， 利用在吉林师范大学任教机会 ， 对明代女真遗迹 ， 以及清代东北地区满、蒙、锡伯等族史迹 ， 进行了广泛调查 。 重点调查地有：辽宁沈阳、抚顺、本溪、大连、金州、海城、广鹿岛、丹东；吉林四平、吉林市、前郭、珲春、延边、集安；黑龙江哈尔滨、黑河、舒兰、阿城、肇源、兴凯湖、虎林等 。
迄至今日 ， 昔日八旗驻防地多数已演变为满族聚居地 。 开展对八旗驻防遗址调查 ， 不仅有助于清代八旗史研究 ， 对研究满族史、满汉关系史亦有特殊价值 。
2、“三藩”与南明史迹：细谷良夫教授长期从事“三藩”史事首先是尚可喜一族研究 。 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紧密结合 ， 是细谷教授的重要特点 。 为此 ， 对辽宁、北京、河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 “三藩”与南明史迹 ， 进行了系统考察 。
3、关隘与古战场：长城关隘：河北紫荆关、独石口、张家口、喜峰口、铁门关、潘家口、古北口、居庸关、山海关；山西杀虎口；贵州娄山关；四川康定 （打箭炉）、雅安 。 古战场：后金时期萨尔浒古战场、辽宁桓仁清河城、康熙乌兰布通古战场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乾隆大小金川古战场 （四川小金县、金川县、丹巴县） ， 与之相关的遗迹有北京香山健锐营、红旗村番子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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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
4、边疆民族历史文化：清代满族史与边疆各民族史关系密切 。 因此 ， 我们在对八旗遗迹与满族聚居地进行重点考察同时 ， 兼及北方、西北、西南、东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历史与文化 ， 包括寺庙、茶马古道、古镇、古村落、土司衙门（诸如贵州遵义杨氏海龙囤“播州土司”古城遗址、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甘肃永登鲁土司署、云南梁河南甸土司署、湖北恩施唐崖土司遗址等） 。
5、中原地区历史文化：清朝定鼎北京后 ， 以此为中心 ， 与各地构建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商贸等方面的庞大网络 。
大运河是连接南北要道 ， 清廷与京师中央各衙署、八旗禁旅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 。 我们重点考察北京通州、浙江杭州运河两终端 ， 兼及山东德州南运河、聊城等地运河遗迹 。
陆路通道：河北鸡鸣驿、宣化、张家口、张北、承德；内蒙古呼和浩特、正蓝旗、赤峰、多伦、锡林浩特、东乌旗、西乌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陕西西安周边及西南地区；河南南阳、内乡、社旗；山西太原、大同、右玉；四川成都、重庆、都江堰、卧龙以及川西藏区；广西西江流域诸多城镇；贵州遵义、贵阳等地；浙江福建交界处仙霞岭、廿八都等地 。 沿途古镇、山陕会馆、寺庙 。
衙署：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南阳府署、内乡县衙；内蒙古呼和浩特将军衙门、恪靖公主府；新疆伊犁将军衙门；辽宁金州副都统衙门、凤城城守尉衙门；张家口察哈尔八旗衙门 ， 吉林乌拉总管衙门 。
6、江浙地区辛亥革命史迹：杭州、镇江、南京、绍兴、宁波、湖州、金华、衢州等地博物馆、会馆、古镇、学堂、衙署；广西金田太平天国遗址；广东、江浙等地革命党人纪念地、孙中山等人故居 。
7、域外史迹：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广袤疆域是满族先世生息繁衍之地 。 明末清初 ， 满洲人崛起建国 ， 进而统治中国 ， 乾隆年间形成庞大疆域 ， 汇聚众多民族 。 与此同时 ， 与周邻诸国和民族的关系也在发展 。 近代以来 ， 清朝积弱积贫 ， 沙俄伺机鲸吞东北大片领土 。 凡此种种 ， 就造成一部分满族故地和清朝史迹、文物沦为他国之手的状况 。 故而 ， 对域外清朝遗迹和文物进行调查 ， 也就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 。 主要有：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 （符拉迪沃斯克）、海兰泡 （布拉格维申斯克）；朝鲜会宁；韩国首尔 ， 日本北海道、九州等处博物馆、地方民俗馆所藏明清文物、文献（如九州爱新觉罗神社、平户郑成功家族遗迹与遗物、明清中日海洋贸易相关史迹 ， 北海道“虾夷锦”、虾夷族文化等） 。
调查过程中 ， 拜访故老 ， 踏勘史迹 ， 搜集文献与口碑资料 ， 并拍摄大量照片 。 通过调查 ， 加深了对清朝历史首先是满族聚居地历史与现状的认知 ， 有助于把握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满汉关系变化与特点 。 在此基础上 ， 结合文献进行初步研究 。 迄今 ， 发表调查报告10篇（3篇与细谷良夫教授合作） 。 更多报告 ， 有待充实整理后陆续发表 。
三、田野调查的感受
1.在长期调查中 ， 与细谷先生朝夕相处 ， 同甘共苦 ， 形成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中国话：“忘年交”） 。 无论治学还是待人处事 ， 深受先生熏陶 。
细谷先生一次在吉林师范大学的报告中 ， 曾总结自己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特点：即使有大量实地照片 ， 仍坚持每天写考察日记；不仅对有遗迹的地方进行考察 ， 即使对那些据说遗迹无存的地方也要亲眼看一看 ， 并从中有所发现 。 先生一向喜欢爬山运动 ， 攀登过许多名山 ， 如勘察加半岛、喜马拉雅山 ， “最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 在田野调查中几十年如一日 ， 工作态度认真细致 ， 一丝不苟 ， 不管身体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困难 ， 不改初衷 。 富于探险精神 ， 保持坚忍毅力 。
实地考察 ， 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考察 ， 环境一般比较艰苦 ， 有时还遇到人为障碍 。 先生无论遇到何种窘境 ， 从来坦然面对 ， 不愠不躁 。 对随行晚辈如我等则态度温和 ， 毫无迁怒之色 。 对大自然的一切 ， 无论是魁伟的雪山 ， 汹涌的江河 ， 深邃的蓝天 ， 变幻的白云 ， 还是烂漫山花 ， 均怀抱一颗挚爱之心 。 最难忘先生斜卧在草地上 ， 手握相机 ， 焦距于星星点点几朵小花的情景 。 美丽不以平凡而逊色 ， 生命不以纤细而卑微 。 借助考察 ， 不仅加深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 ， 还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 。
细谷教授曾谈到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心得：对历史资料始终持怀疑态度 ， 经常提出质疑 ， 史书为什么要这样写（人或事） ， 而不那样写；如果换个角度考察 ， 或者发出质疑 ， 会有哪些新发现 。 这使我想起先生一再征引的名句：“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 。 ”先生研究“三藩”、研究杨起隆之变、研究三藩之一的尚氏家族 ， 均重在揭示官修正史背后的真相 。 如对尚之信以“反叛”罪被杀 ， 乾隆年间又被平反问题的考证 ， 认为冤案背后掩藏了清廷阴谋 。 先生认为 ， 实地考察可以校正史书记载 。 如明人记载赫图阿拉城内外居数万人 ， 通过实地考察 ， 发现城内面积有限 ， 根本容纳不了大量人口 。 先生说 ， 不但对文字史料要持怀疑精神 ， 对历史 遗迹同样应抱审慎态度 。 并举1905年（内藤湖南）、80年代（神田信夫等）、21世纪初（细谷良夫等）前后3次对赫图阿拉城的考察图片为例 ， 说明当事者基于无知或实际功利的需要 ， 往往会对历史遗迹加以“改造” 。 在长期田野调查中 ， 造伪例子屡见不鲜 。 总之 ， 无论治学、做人 ， 还是生活态度 ， 先生之于我都堪称楷模 。
2、田野调查 ， 要密切结合自己的研究 。 田野调查 ， 具有多重价值 。 首先 ， 补充已知文献的不足 ， 搜集民间收藏（家谱、文书、绘图）、口碑资料、图片 。 其次 ， 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 （如通过对各地驻防遗址的考察 ， 提升对八旗驻防制度的整体认识） 。 再次 ， 发现新问题 ， 开展相关专题研究（我对俄罗斯旗人、满洲皇帝奶妈、朝鲜旗人安氏、八旗会馆等问题的研究 ， 皆缘于田野调查的启发） 。 田野调查还具有补史 （如关于海西女真辉发、叶赫等部考古新发现）、证史（如澄清学界关于叶赫东西城城主之争问题）、疑史、明史的作用 。
田野调查 ， 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 。 2019年11月 ， 我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举办的学术对话：“明清体制与田野研究范式 。 ”对话中谈到南北方学者田野调查方法的异同 ， 以及调查“范式”的有无问题 。 我认为 ， 南北方学者 ， 除了要遵循史学研究基本规范 ， 在调查宗旨、调查重点、调查方法等方面 ， 各具特色 ， 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范式” 。
长期以来 ， 我研究清史的侧重点始终是满族史与满汉关系 。 我在《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绪论中明言：“本书关注的重点 ， 并非高踞社会顶端的极少数满洲皇室和贵族 ， 而是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 。 ”这是本书定位 ， 而把握这一定位的方法之一 ， 就是利用民间文本 。 所撰论文 ， 重点利用民间契书与碑文 。 碑文除取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 不少是在京郊踏访寺庙时亲手抄录 。 《拓本汇编》清代部分共计30册 ， 内容基本限于北方 ， 尤以北京城内外居多 ， 其中有关旗人（主体为满族人）史事者 ， 约占一半 。 至于北京契书 ， 仅近代史所就藏有4000多件 。 国图、科图、首图、首博、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房契、地契为数更多 。 可知 ， 不仅北京一地收藏的档案、文献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 ， 即使就民间文本收藏来说 ， 也绝不逊色于南方 。
南方学者从事区域史研究 ， 或把田野调查做为重点 ， 不断把研究推向深入 。 而北方学者研究清史 ， 如果忽视不断刊布的档案文献 ， 尤其是以往被束之高阁的满文档案 ， 研究难免滞后 。 所以我想 ， 在各自研究中 ， 无论就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 对民间文本的重视程度 ， 还是研究专题的选择 ， 关注的角度 ， 南北之间存在差异也顺理成章 。
南方学者的田野调查作得深入细致 ， 成果丰硕 。 研究生在老师组织下参与田野调查 ， 逐渐培养学术梯队 ， 形成学术传统 。 积累的丰富经验 ， 值得北方学者学习 。
我现在经常带师生到基层走走 ， 但田野调查在研究中只是一项辅助性工作 。 20年间 ， 出版的清代文献汗牛充栋 ， 包括满文、汉文、蒙古文档案的大量影印出版 ， 可是只有很少一些人在潜心研究 。 我指导的博士生 ， 不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田野调查上 。 他们利用清代中央和地方档案 ， 研究清史与满族史、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等专题 ， 可以取得出色成绩 。 一位博士生 ， 利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研究清代东北“南海”问题 。 东北“南海”地理概念 ， 指今俄罗斯海参崴一带 。 因乌苏里江一带广大疆域在咸丰年间被沙俄割占 ， 国人现在只知道海南岛以南的南海 ， 却不清楚元明清时期 ， 北方还有一个南海 。 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 ， 一定要让国人知道 ， 要用满文档案作研究 。 所以我和几个师生专门去了一趟海参崴 ， 乘游船在周边海域转了一遭 。 清代从珲春到海参崴沿海分布着14个岛 ， 称“南海十四岛” 。 是八旗官兵每年巡边的固定路线 。 早在《清太宗实录》里 ， 就记载其中一个岛叫熊岛 ， 满语称勒夫（lefu）岛 ， 位于海参崴东南 。 关于这段历史 ， 现在俄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抹杀 ， 国人几乎懵然不知 。 我们有责任去实地考察 ， 写成调查报告 ， 披露历史真相 。
我在调查报告中 ， 还记录从吉林珲春到朝鲜会宁的考察 。 会宁位于朝鲜东北境 ， 与珲春隔图们江相望 。 元末明初 ， 曾是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儿（孟特木）长期居住的地方 。 所以我有一个多年的夙愿 ， 就是到会宁去实地看一看 。 2018年终于如愿以偿 ， 组织了一次往会宁的自费旅游实际是去调查 。 到实地一看 ， 会宁只有北朝鲜第一代革命领袖金日成夫人纪念馆 ， 一幢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宏大建筑 。 与猛哥帖木儿相关的信息当然踪迹全无 。 但此行还是收获颇丰 ， 实地观察了会宁地理环境 ， 群山环峙的一个小河谷 。 一个长期萦绕心头的疑问得以澄清：为什么满族先世在当地时农业发展不起来 ， 为什么迁到中国辽东以后农业才获得长足发展？关键就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 。 所以我想说 ， 田野调查的关注点、调查方式 ， 乃至学术氛围、学术传统 ， 南北学者各有特点 ， 因地制宜就好 ， 谈不上什么范式 。
南方学者的区域史研究深入 ， 田野调查的成就也大 。 相比起来 ， 我们的调查则比较随意 。 调查时间短 ， 长则半月 ， 少则一周；多数属于“走马观花”式考察 ， 只有少数带有明确目的性 。 即便如此 ， 仍多有收获 。 2019年十一长假 ， 和几位朋友前往内蒙古东部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 。 清代该地属科尔沁蒙古 ， 与满洲皇室关系密切 。 清初有四位格格（老百姓尊称公主）嫁到阿旗 ， 随同公主去的还有陪嫁人 。 关键一点是：几百年后的今天 ， 尽管陪嫁人后裔世代与蒙古人通婚 ， 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上已彻底 “蒙古化” ， 但他们还说自身是满族 。 这就涉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民族认同问题 。 都同化那么多代了 ， 又没有满族文化遗存 ，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带着这个疑问 ， 在昆都镇阿日宝力格嘎查作了调查 。 近些年 ， 陪嫁人后代把毁坏的祭祀场所全都修复 。 每年举行四次祭祀 ， 方圆百里的人们都聚集到公主祠 。 什么人呢？一看祭祀活动录像 ， 外表看全是蒙古人 ， 住蒙古包 ， 说蒙古话 ， 带蒙古媳妇 ， 喝奶茶 ， 吃手抓肉 ， 唯一区别是他们都认同满族 。 接待我们的满族同胞说：人一辈子有两点不能改 ， 一是父母 ， 一是民族 。 现在年轻学者多喜欢谈认同 。 因为美国 “新清史”谈满族认同 ， 于是不少人就跟着讲认同 。 一旦作田野调查 ， 你就发现 ， 认同角度、认同对象、认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远非某些学者表述的那么单一甚至片面 。 我问陪嫁人后代：你们为什么认同满族不认同蒙古族？回答说我们干吗认同蒙族？我们的先人是随公主来的 ， 当时给的最好草场 。 随即又补充说 ， 我们现在也比一般人活得好 。 说明他们有一种优越感 。 后来拜谒公主祠 ， 顿时明白了许多 。 中国传统社会是男性社会 。 但公主祠中 ， 公主居主位 ， 她嫁的蒙古贵族（额驸）在侧位 。 在他们眼里 ， 公主地位高于额驸 。 一句话 ， 公主陪嫁人后代认同满族有其复杂背景 ， 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再举个例子 ， 我们在辽宁海城采访三藩尚氏后代 。 康熙皇帝平定三藩 ， 其中的尚可喜余部 ， 一部分编入广州驻防汉军 ， 大部分北迁 ， 安插在京城内务府或东北官庄、驿站等处 。 一部分族人 ， 被迁回老家海城 ， 编为佐领 。 他们世代都是旗人 ， 后裔照理应申报满族 ， 实际上绝大多数却报的汉族 。 如今 ， 尚氏族人在辽东一带至少有1万多人 。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报满族？”回答很干脆：“我们是姜尚后代 ， 姜尚就是姜太公 。 姜太公距今多少年？干吗报满族？”理由就这么简单 ， 就这么直截了当 。 回到前面的话题 ， 田野调查价值之一 ， 就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视野 ， 校正我们的观点 。 具体说到民族认同 ， 也并非只有一个狭隘、单一、固定的答案 。 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认识 ， 因人因地因时而有异 。 这些认识 ， 也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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