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共传播|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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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风险被科学化了 。 副作用的评估因而从外部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 ， 从应用问题变成了知识问题 。 外部消失了 ， 后果是内生的 。 起源和应用的情境被推挤在一块 。 研究的自主性同时变成了知识问题和应用问题 。 能否突破禁忌成了研究好坏的内在条件 。 这一切或许依旧隐藏在研究决策（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灰色地带 。 一项研究是由制度、科学理论和道德等多个层面构成的 ， 就此而言 ， 如果这项研究并不旨在第一次扬鞭就越过所有围栏 ， 它就有必要接纳并探究自身具有的政治意涵 。
科学抵挡了主流的压力 ， 避免让实践禁忌转变成理论禁忌 。 正是借助于此 ， 科学证明了自己的健全 。 在科学分析独立性的意义上 ， “价值无涉”的要求实际上获得了一种近乎革命的新内涵 。 或许韦伯也会为今天这种不拘泥于禁忌、客观分析风险的解释大力辩护 ， 他完全熟知事实科学所具有的潜在政治内涵 。 这样的分析体现出投入的、有价值意识的客观性 ， 因而具有政治的冲击力 。
在此 ， 科学认知实践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进行影响和操纵的机会也变得清晰可辨 。 这些机会曾被科学理论以有效性的理由加以排除 ， 因此从未得到评估 。 依照流行的假设形成理论 ， 因果链条可以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投射 ， 只要自己的猜想得到证实 ， 它就不会与任何一种有效性标准产生冲突 。 在发达文明中 ， 科学认知实践变成了对潜在政治变量的“操纵” ， 这种操纵是内在固有的、客观化的 ， 并且隐藏在无须证成的选择性决策的背后 。 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客观化 ， 也不意味着猜测的因果关系可以在政治上建立起来 。 当然 ， 因果分析和行动分析还是相互交织的 ， 这独立于科学家的自我理解 。 但这种双重的、建构的风险现实把对原因的客观分析政治化了 。 在这种条件下 ， 如果科学从错误理解的“中立性”出发 ， 遵照禁忌从事研究 ， 那么 ， 它就是在助长现有的局面 ， 使看不见的副作用法则主宰文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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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传播|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编辑 | 秦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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