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共传播|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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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为具有社会约束力的真理定义而诉诸科学成果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 但也越来越难以满足 。 这种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间的不一致以及由此形成的灰色地带 ， 表明科学丧失了其最核心的功能 ， 即代理性的知识确立工作 。 科学成果的目标群体和应用者——政治和经济、大众媒介和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一般化的科学论证 ， 而同时越来越独立于个别的结论 ， 也不再信任科学对其陈述中的真理或谬误的判断 。
科学的分化导致知识诉求转移到外部执行机构那里——这显然是一个悖论 。 首先 ， 这种转移是因为科学成果显得过于复杂和多样 ， 它们即便没有公然矛盾 ， 也难以相互补充 ， 因而只好固守那些常常不可比较的差异 。 实际上 ， 这是逼迫实践者作出自己的认知决策 。 此外 ， 这种转移也是由于科学常常展现出半武断色彩 。 虽然在具体情境中这种武断色彩（大多）会遭到否定 ， 但它确实体现为各种成果的不一致 ， 体现为诉诸惯例和决策的方法 。 假说性科学惯于使用“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等表述 ， 这仅仅为知识的界定提供了相反的可选项 。
科学成果的洪流 ， 它的矛盾之处 ， 它的过度专业化 ， 让人们从被动的接受转变成了主动的参与 ， 即参与一场自发的知识构建运动 。 这一过程既可能联合科学 ， 也可能反对科学 。 现在人们总算可以说：世间事大体不过如此 。 政治或经济领域相对于科学而获得的自主性 ， 就像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 。 但这忽略了此处要提到的两类特殊性 。 政治或经济的自主性是科学制造的 ， 它们形成于科学的过剩 。 这种过剩同时使科学的自我要求降低为假说性质 ， 并提供了科学自我相对化的多元主义解释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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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对知识生产的状况造成了强烈影响 。 科学失去了真理 ， 却面临听从他人号令的危险 ， 即要由其他人告诉它真理应当是怎样的 。 繁荣的“宫廷科学”以直接影响的方式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 但这绝非个案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 包括成果的性质相近、不具有决定属性以及决策的可及性 。 成果的选择标准脱离了严格的科学审查 ， 它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过度的复杂性 ， 从而赢得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意义 。 这样的选择标准包括基本政治观点的兼容、委托人的利益、对政治意涵的预期 ， 简言之 ， 社会的接受度 。
在建立方法论惯例的道路上 ， 科学因自身造成的过度复杂性而存在着让自己的“认知实践”面临内在封建化的危险 。 与此相应 ， 在外部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特殊主义 。 大大小小的科学家群体相互隔离 ， 并围绕隐性的成果应用优先权而组织起来 。 关键在于 ， 这不只是发生在后期的实践接触中 ， 而且早已出现在实验室、科学家的办公室和科学成果生产的密室里 。 科技生产的风险越不可预测 ， 这些风险对公众意识的影响越大 ， 政治和经济执行机构的行动压力也就越大 ， 社会行动者能够确保接近“科学界定权”也就显得越重要——无论是为了淡化、转移或重新界定这种权力 ， 还是为了大肆渲染或在方法论批判的意义上阻止“界定过程中的外部干预” 。
但这个过程还有其他侧面 ， 并因此而带来那么一点光亮 。 人们脱离了专家那“高人一等”的认知指令（Illich ， 1979） 。 可以扮演“科学找茬者”角色的人越来越多 。 在科学论证角色的泛化过程中 ， 科学的功能也开始出现了转变 ， 这一点令科学家着实恼怒 。 就像沃尔夫冈·邦斯和海因茨·哈特曼（Bon? and Hartmann ， 1985）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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