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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阿尔特|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自传PART II 那些我人生中未选择的路

故事 ·抉择
昨天我们推送了2020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哈维·阿尔特自传的第一部分 ， 即他的青少年时代 。 今天的推送将揭秘阿尔特几次关键的人生抉择 。
03
未选择的路之一：逃脱兵役
我如此热爱罗切斯特大学附属的强力纪念医院（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 所以我留在这里做内科的实习和住院医生——其实是因为申请实习的时候 ， 哈佛和耶鲁再次忽略了我 。
哈维·阿尔特|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自传PART II 那些我人生中未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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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哈佛和耶鲁错过的阿尔特 ， 好在曲曲折折之后 ， 诺贝尔没有错过他 。 图｜Nobel Prize
尽管实习期困难重重 ， 却是我在医学界度过的最令人满意的一年 。 在这里 ， 实习生要负责病人的护理 ， 被迫快速地学习 。 突然间 ， 葡萄糖和酸碱代谢从课本上的概念变成了必须掌握的知识 。 还好 ， 还不至于要去背克雷布斯循环或类固醇合成之类让人头大的玩意 。
实习的时候我还没结婚 ， 住在医院宿舍里 ， 大部分时间在食堂吃饭 。 这种单调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 因为当时我一年只挣600美元 。 一个月50美元并不经花 ， 但食宿不花钱 ， 加上我不抽烟 ， 日子也能凑合过 。
没有太多时间出去寻欢作乐 ， 我最大的娱乐就是每周追更电视剧 。 10月初 ， 暴风雪把我的车埋了 ， 我也没怎么在意；不过5个月之后 ， 我有点担心了 。 直到5月中旬雪化了 ， 我的车才重新出现 。 在罗切斯特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枯燥 ， 但如果给我个机会重来一次 ， 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
在成为住院医生的第一年 ， 我收到了一封改变我人生的信 。 这封信来自美国政府 ， 开头是一个恐怖的词：“谨致敬意” 。 那是1961年 ， 这封令人生畏的长信来自征兵委员会 。 当年发生了第三次柏林危机 ， 军队急缺医生 ， 全美各地的住院医生都收到了征召信 。
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封征兵信 。 信里要求我11月30日到新泽西州迪克斯堡报到 ， 还附上了地铁票 。 至今我也没弄清楚该怎么坐地铁去那儿 。
我没想到会被征召 ， 因为我已经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NIH）录取了；然而 ， 我还没有被分配到美国公共卫生服务（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 USPHS）的具体岗位 。 我申请NIH并不是因为我打算从事研究工作 ， 而是因为对医学生来说 ， 它是最受欢迎的 。
收到这封信之后 ， 我疯狂地向强力纪念医院的主管求助 ， 也给USPHS打了电话 。 USPHS告诉我 ， 如果我能在NIH得到一个具体职位、被分配到USPHS且报到日期在11月30日之前 ， 那么USPHS就拥有占有我肉身的优先权 。
算我运气好 ， 备受欢迎的血液学主任斯科特·斯威舍（Scott Swisher）与后来并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FDA）的生物标准司（Division of Biologic Standards ， DBS）关系密切 。 通过他的牵线搭桥 ， 我在原定去迪克斯堡报到之前三天去了DBS 。 由此 ， 我成为了“黄贝雷帽”的一员 。 这是一群逃避兵役的医生 ， 他们仅存的军事职能就是保护NIH校园免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生的入侵 。
当时我所面对的两条道路有很大的分歧 。 服完兵役的军医 ， 一般都会成为执业的私人医生 ， 这很符合我少年时的规划 。 相比之下 ， NIH的职位让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前面有提过 ， 我其实不太情愿干这个 。 假如成为医生 ， 我想我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 ， 但人生已然两样 。 我经常回想我人生走过的那些岔路口 ， 到目前为止 ， 这次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 。
04
未选择的路之二：错过诺奖
我刚去NIH的时候 ， NIH血库隶属于DBS 。 在那里 ， 我开始做研究 ， 学会了血液分离技术 ， 这让我受益终生 。 之后 ， 血库转属于临床中心病理科 ， 我也随之转到了临床中心 ， 并在那里度过此后50年的大部分时间 。
哈维·阿尔特|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自传PART II 那些我人生中未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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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在NIH工作了50多年 。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接受过输血的患者发生肝炎的问题上 。 图｜Drug Target Review
我急切地想找个研究项目做 ， 决定研究与血液细胞成分无关的发热性输血反应的原因 。 我做了些尝试 ， 但没有成功 。 1962年的一天 ， 我在血库的同事、现在已经名满天下的血小板免疫学者理查德·阿斯特（Richard Aster）告诉我 ， 他听了一个有趣的讲座 ， 演讲人正在进行的实验与我做的非常相似 。 阿斯特建议我和他谈谈 。
后来我才知道 ， 这位演讲者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 ， 已故的巴鲁克·布隆伯格 。 第二天我去见他 ， 我们立刻建立了合作 。 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合作研究 ， 现在回想起来 ，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 在日后的合作中 ， 我对布隆伯格有了深入了解 。 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 还是一位哲学家 ， 几乎可以就任何一个话题发表长篇大论 。 他最喜欢在早上喝咖啡或下午茶时深入思考 。
布隆伯格是一位遗传学家 ， 他的兴趣是蛋白质多态性 。 他和托尼·艾利森（Tony Allison）已经确定血清脂蛋白之间存在多态性 ， 我非正式地加入了他的实验室 ， 做进一步研究 。 每天 ， 我用布隆伯格在全球各地长途跋涉收集而来的样本 ， 来测试大量输血患者的血清 。
脂蛋白反应的特点是在苏丹红染色时 ， 它们转录的沉淀蛋白弧变成蓝色 。 有一天 ， 我观察到一条沉淀线 ， 它没有染上颜色；但当应用蛋白质复染时 ， 它却呈强烈的红色 。 我翻查了样本来源 ， 发现这个新的免疫反应发生在一个血友病患者和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清之间 ， 后者是当天刚刚送到的 。
因为它的染色特性 ， 我们最初称这种未经确认的抗原为“红色抗原”；但后来我们争论是以发现地来命名它为贝塞斯达（贝塞斯达位于美国马里兰州 ， 是NIH所在地 ， 编者注）抗原 ， 还是以携带者来源命名为澳大利亚抗原 。 布隆伯格坚持后者 ， 因为这与新发现的血红蛋白的命名法相一致 ， 血红蛋白是以病人的所在地命名的 。 他赢了 。
【哈维·阿尔特|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自传PART II 那些我人生中未选择的路】后来 ， 当澳大利亚抗原被鉴定为乙型肝炎病毒（HBV）的表面蛋白时 ， 我经常被问到第一个发现它是什么感受 。 事实上 ， 这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面壁十年终破壁” ， 因为这是一个孤立的发现 ， 在当时没有临床意义 。 无论是作为遗传学家的布隆伯格 ， 还是作为血液专家的我 ， 都没在寻找肝炎病毒 ， 它根本就没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过 。 但这个孤立的发现奠定了我的职业生涯 ， 最终被认定为是肝炎防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
1963年到1964年初 ， 我一直在研究澳大利亚抗原的临床相关性和生物物理特性 。 我发现 ， 10%的原住民体内存在这种抗原 ， 但只有0.1%的健康美国献血者体内存在这种抗原 。 在对临床中心患者的测试中 ， 我们惊奇地发现有10%的白血病患者体内存在抗原 。 因此 ， 关于“红色抗原”的首篇论文标题是《澳大利亚抗原：白血病血清中的一种新抗原》 。
事实上 ， 我们假设这种抗原可能是白血病诱导病毒的一部分 ， 并计划用电子显微镜来搜寻 。 但不知怎么想的 ， 我们推迟了这项工作 。 如果当时进行电镜检查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颗粒将很容易被发现 ， 提前5年就能发现乙肝病毒 。 我做了澳大利亚抗原的生物物理学性质研究 ， 虽然并没有完全弄明白 ， 我还是在声名卓著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影响因子这玩意——《血液》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 。
1964年 ， 布隆伯格离开NIH ， 到费城的福克斯蔡斯癌症研究所任职 。 他邀请我随他一起去 ， 但深思熟虑之后 ， 我拒绝了 ， 因为我仍然执著于完成临床医学训练 。 因此 ， 这是我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岔路口 。
我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 。 如果我和布隆伯格一起去研究澳大利亚抗原与乙肝病毒的联系 ， 我很可能会和他分享诺贝尔奖 ， 但我不后悔 。
布隆伯格教会了我很多 。 正如澳大利亚抗原的后续所展示的 ， 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 。 布隆伯格做出了示范：澳大利亚抗原是一个有趣但不重要的发现 ， 很容易就被弃置一旁 ， 但布隆伯格没有放过它 。 我仍然记得他写满了一整墙的研究思路 ， 一个假设失败了 ， 他就换一个新的假设 。 他的想法从未枯竭 ， 也从未灰心丧气；他的坚韧和热情是我后来对非甲非乙肝炎（后来被命名为丙肝 ， 编者注）研究的典范 。
布隆伯格教给我的另一件事是保存样本 。 自从我遇见他以后 ， 我从来没有扔过一个样品 。 我的“布隆伯格岁月”是我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将永远感激他 。
布隆伯格几年前去世 ， 享年87岁 。 他在美国宇航局做了一次关于天体生物学的讲座 ， 一小时后突然去世 。 我为他写了一份公开的悼词：
“布隆伯格是一个多元而睿智的人 ， 一个兼收并蓄而成就斐然的人 ， 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人 ， 一个坚韧不拔并自我奉献的人 ， 一个深谙哲理的人 ， 一个精忠敬业的人——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 ”
05
我离开NIH ， 我又回来了
1964年 ， 我离开NIH ， 到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医院完成第二年的住院医师培训 。 城市很漂亮 ， 培训也丰富而有力 。 布莱恩·霍林格（Blaine Hollinger）是项目的核心成员 ， 我们成为了终生的朋友 。
我本来该在西雅图呆更长的时间 。 但仅仅一个月后 ， 我申请了为期两年的血液学教职 ， 但我还没准备好 。 我回到了东部 ， 在乔治敦大学做血液学研究 。 查尔斯·拉斯（Charles Rath）不仅是我的导师 ， 甚至也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 他教我血液学知识 ， 也教我人生哲理 ， 还教我幽默在价值——尤其是在教学中 。
多年来 ， 我一直与拉斯保持联系 。 当我最近获得加拿大盖尔德纳奖时 ， 我邀请他参加在加拿大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 他坐在前排中央 ， 已经94岁了 ， 却还是满口段子 。
在乔治敦大学呆了一年之后 ， 我决定追寻儿时的梦想 ， 申请了一个华盛顿著名内科医生团队的临床职位 。 我落选了 ， 非常失望 ， 大概是因为他们更需要心脏病专家而不是血液科医生 。
在我失意的时候 ， 拉斯鼓励我留在乔治敦做研究 。 “你随时可以转去做临床医生的 。 ”他说 。 他还把我的年薪从600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 ， 这可不常见——拉斯精神上很慷慨 ， 但对金钱精打细算 。
在乔治敦大学医院 ， 我是一名讲师 ， 后来成了助理教授 ， 同时也是血液学的研究负责人 。 我把50%的时间花在教学上 ， 50%用来诊疗病人 ， 还有50%花在研究上 。 传言说（工作让）我身材消瘦 ， 而且数学也不好（此处应有狗头 ， 编者注） 。
数学不好？真的吗？我不信 。 图｜Tenor
有两件事对我来说越来越明显 。 首先 ， 我无法满足期望 ， 成为在三个领域都能应付裕如的大师；其次 ， 我喜欢在医院看病 ， 逐渐失去了进入私人诊所的愿望 。 尽管如此 ， 我繁忙的工作节奏 ， 还有无法完成研究目标的挫折感 ， 让我心烦意乱 。
1969年 ， 我收到了另一条改变我人生的消息 。 NIH血库的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和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打电话告诉我 ， 我发现的澳大利亚抗原被证实与乙型肝炎病毒有关 ， 他们希望我回到NIH ， 继续研究输血相关性肝炎（TAH） 。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 就此再未回头 。
哈维·阿尔特|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自传PART II 那些我人生中未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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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回到母校罗彻斯特大学的阿尔特 。 他在该年的毕业典礼上获得了大学的最高校友奖 。 图｜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未完待续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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