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象读书|罗丰：中国之前的中国(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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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安特生
一九三六年 ， 安特生最后一次将过去的发掘品退还给中国 ， 并附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 分配方案是以前得到官方批准的 ， 我们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完全公正的结局 ， 但是只要看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如何急匆匆地结束 ， 就知道这个过去令丁文江不太满意的合作大体上是公平的 。
抗战爆发后 ， 安特生知道再也不能留在中国继续从事考古研究 ， 一九三八年 ， 他转道越南回到了瑞典 。 安特生来时的中国社会 ， 满目创伤无暇顾及学术 ， 不幸的是他离开时这种情况不但并无改善 ， 而且 ， 随着日本人的入侵使略有起色的中国学术顿入谷底 ， 民族情绪空前高涨 。
考古学家除了像刘曜那样直接选择上战场之外 ， 另外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运用民族主义考古学来抵御外寇 。 事实上民族主义考古学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存在 ， 当王朝国家结束后 ， 全世界迎来的是民族国家 ， 最为常见的就是“文明起源”之类的命题 ，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的文明比你早” 。
历史文明往往被解读为国家学术的灵魂 ， 李济就每每用惭愧的声调提及 ， 周口店遗址、仰韶新石器文化这些事关中国文明的考古史迹却都是由外国人发现 。 也许 ， 本文中如此简单的介绍并不能帮助现代读者对“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复杂的学术问题有正确的认识 ， 因为影响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 ， 并不完全来自学术界内部的讨论 。
新中国的成立一扫过去中国人百余年备受凌辱的历史 ， 现实的需要使过去尚在学术范围内的讨论 ， 逐渐地脱离学术而步入政治轨道 ， “中国文化西来说”很容易成为一个具体的靶子 。 学术问题一旦被轻率地越过繁复无比的论证环节 ，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具可笑的空壳 ，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正是这样的遭遇 。
尹达、夏鼐当时的复杂心态并非简单的语言可以描述 。 安特生作为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典型 ， 频频出现在各种以学术名义或非学术名义的报刊上 ， 谴责声过后的今天 ， 陈星灿的提醒使我们感到了重读安特生的必要 。 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 ， 究竟是他个人的幸或不幸 ， 还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幸运或悲哀？宿命论强烈的问题 ， 或许是无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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