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象读书|罗丰:中国之前的中国( 二 )


一般来说 , 类似的发展阶段(指石、铜、铁器时代 。 ——作者注)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过 。 ……如果在世界其他地区习见的相同的发展序列 , 也确实发生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如此广阔而重要的中国 , 对人类文化历史的知识该是何等重要 。 ……现在看来 , 中国的发现正同四五十年前的西亚、埃及和意大利相似 。 这些国家正如中国一样 , 有大量令人敬畏的古代艺术品 。 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史前时代的记忆只偶尔引起收藏家的关注 , 因此 , 它们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 ……如果安特生教授照他在他的备忘录中所说的计划 , 去及时收集和发掘的话 , 中国的问题也可能解决 。
虽然蒙特利乌斯对中国文化没有多少了解 , 但他凭借着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做出的这些评价 , 一定对安特生产生过重要影响 。 蒙氏在文本的最后写到了民族主义是他希望执行这个计划的动因:
要让呆在瑞典的我们认识到这项计划之于我们这个小民族的伟大意义——如果瑞典科学家能被认可把阳光洒在文明古国的远古历史上 , 如果这些瑞典科学家的工作在脑瓜灵活的瑞典人的强大的支持下能够实现的话 , 说明我们并不是浪费口舌 。
瑞典虽然是一欧洲小国 , 但并非在政治上没有追求 。 十九世纪末 , 在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利益的催动下 , 欧洲大陆掀起了探险热 ,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这股热潮的助燃剂 , 瑞典王室积极支持着包括斯文·赫定在内的中国考察活动 。
安特生本人是这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间 , 他参加北极探险队和南极考察团 , 与人合著《南极》一书 , 并获得世界声誉 。 他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的论文 , 就是利用自己在北大西洋熊岛上的地质考察材料写成 。 蒙特利乌斯支持的结果使安特生获得了瑞典国会表决通过的巨额款项 , 当然 , 安特生从蒙特利乌斯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 , 还有学术上的非常信心 。
一九二○年深秋季节 , 安特生把作为助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 , 为使刘长山更多地了解其所需的调查对象 , 还让刘带上了石器标本 。 很快 , 刘长山回到北京 , 使安氏异常兴奋的是他带回六百余件各类石器 , 它们的目标指向只有一个——渑池的仰韶村 , 两年前安特生曾到过的地方 。
一九二一年十月 , 经过精心的准备 , 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安特生来到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 , 同行者有后来著名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 , 人类学家步达生也参加了短期工作 。 中国考古学掀起了划时代的一页 , 一切有关中国最古老年代的知识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 安特生的回答是 , 答案不在发黄的古书中 , 而深埋在地下 。
他的报告书《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 叙述了仰韶遗址的地层 , 描述发现的遗物:灰陶、黑陶的鬲、鼎;红陶的盆、罐 , 彩陶的碗、罐残片 , 石斧、石刀、石丸、石簇、石环、网坠和骨锥、骨铲、骨针等 。 出土品中没有任何金属器 , 只有石器和陶器 。
此处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这些制品 , 是因为现代考古学家透过这些物品可以轻易地看出 , 这个遗址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远古社会 , 并且在闲暇的时段也从事捕鱼、狩猎活动 , 用于弥补谷类食物的单调 。
安特生在缺乏同期材料的情况下 , 用人类学的方法比定了仰韶文化的性质 , 当然现在看来方法上略显粗糙 , 但并不影响他结论的正确性 , 因为他看到了仰韶文化的本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 , 从而推翻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一般认识 。
易象读书|罗丰:中国之前的中国
本文插图

安特生检阅出土陶器
一九二三年 , 安特生的报告一经出版 , 立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 这其实和彩陶研究本身的发展轨迹有关 。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 , 中东和欧洲东部已经发现若干彩陶 , 并且发现地点向小亚细亚推进 , 在当时俄属的突厥斯坦安诺(Anau)也已经发现这种彩陶 。 对于安特生的发现 , 人们很容易将之和西方、中亚联系起来 , 受到关注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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