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象读书|罗丰：中国之前的中国( 四 )
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此类问题并无特别的研究 ， 许多崇尚西洋文明的人都接受了类似的看法 。 从学术角度观察 ， 这类说法与其说是西洋文明的偏见 ， 倒不如说是时代的局限来得更准确一些 。 但相较这些说法而言 ， 安特生的有力证据无疑使当时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人异常兴奋 。 每个人都不能脱离他所身处的时代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传播论统治学界的年代 ， 安特生当然是传播论的信奉者 ， 更相信文化传散过程中的外部因素 ， 以为中国文明是其结果 。
安特生的说法公布不久 ， 就受到瑞典考古学家阿恩（T.J.Arne）的有力补充 。 阿恩先勾画出一条彩陶的东西传播路线 ， 也把彩陶从形式上进行了分解 ， 使人们看到了彩陶的复杂性 。
安特生的考古发掘在几乎没有多少地层根据的情况下 ， 把甘肃新石器到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分为六期 ， 构成了当时考古界的分期标准 ， 也就是说 ， 从此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 无论愿意与否 ， 只要是新的发现 ， 就必须拿来和安特生的六期做比较 。
他在方法上的天才之处 ， 就是利用类型学的原理 ， 认为石器的打制与磨制、陶器的无纹饰与有彩绘分别代表了技术上的逻辑演化 ， 由此所预设的逻辑过程 ， 或许正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 与他大文化的理念不同 ， 在类型学方面 ， 主导安特生的是进化论 ， 正是先进的方法使之获得了让后人惊叹的成绩 。 李济在研究安阳小屯青铜器时 ， 就是同样采用了器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构建他的谱系 。
那个年代 ， 中国政局非常混乱 ， 但政治上的杂乱无章并没有妨碍科学上的自由上升 ， 学术界的重要人物都活跃在安特生居住的北京 。 这些天才的学术领袖面对着新兴的学术洪流 ， 表现出极大的不安 。
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既想找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源头 ， 又想获得国际学术界所能接受的解释 ， 而安特生的观点尤其不能满足前者的需要 。 很快 ， 安特生受到质疑 ， 最初的挑战来自科学史学的倡导者傅斯年 。
傅斯年并没有考古学背景 ， 但他却是那个时代对这门新兴学科理解最深的学者 。 首先 ， 他肯定了安特生的成绩 ， 接着 ， 则对其操作方法进行严厉批评 。 安特生粗心的发掘和随便的购买是被批评的重点 ， 尤其是购买一层 ， 最不可靠 ， 因为他不知道来源 ， 当然不如发掘品确实可信 。
不过据陈星灿研究 ， 安特生在利用采集品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贡献是分出一个马厂期 ， 并为后来的发掘所证实 。 对于由于彩陶而引发关注 ， 傅斯年不满地指出 ， 中国史前考古 ， 并不只是彩陶这么一个重大问题 ， 不应以此问题为第一重心 。 支持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 ， 正是这种理念支配的结果 。
如果说傅斯年的质疑还不够专业的话 ， 对安特生学术上的批评很快就出现了 。 吴金鼎发现了安特生的矛盾——豫西地区不招寨文化性质的确定 ，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安特生仰韶文化的体系 ， 不过他并没有怀疑安特生发掘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
真正的威胁来自刘曜（尹达）这个史语所的青年学者 。 一九三七年 ， 抗战爆发前夕 ， 安特生最后一次访问了史语所 ， 在那里他受到了学术上前所未有的挑战 。 以刘曜为首的年轻人轮番发问 ， 他们的老师梁思永则充任翻译 ， 激烈讨论的内容包括仰韶遗址的发掘 。 据说安特生在当时并没有赞成刘曜的说法 ， 但在后来的著作中却有修订 。
在同年七月七日写成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 ， 刘曜对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各自特征进行论述 ， 再根据这些标准将豫西不招寨从仰韶文化中剔除 ， 最终用不招寨的文化特征把仰韶村中的龙山文化遗存分离出来 。 他大体上认识到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也可能是一种堆积有先后的文化 ， 还怀疑齐家文化能否早于仰韶文化 。
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前后顺序最终厘清 ， 得益于夏鼐一九四五年的发掘 。简单来说 ， 夏鼐在一座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两片典型的仰韶文化彩陶片 ， 从而使仰韶与齐家文化之间绝对年代的矛盾迎刃而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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