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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朴|肝神在上：谁能拯救七千万慢性丙肝病患？( 五 )


随后的6个月里进行的一系列测试终于没有令人失望 。 5-1-1号克隆的确来自一种新病毒的RNA ， 但只是它的一小段 。 这一点难不倒研究人员 。 他们很快就以这个小片段作为把手 ， 从基因文库中把与它重叠的新病毒RNA片段逐一找到 ， 拼接成完整的病毒RNA ， 发现5-1-1号克隆只占它的1.5% 。 霍顿将新病毒正式命名为丙型肝炎病毒[7] 。
值得一提的是 ， 得到5-1-1号克隆以后 ， 霍顿又用同一份黑猩猩血液制作了几个基因文库 ， 却再也没有直接筛选到来自同一病毒的第二个克隆 ， 充分说明了这条技术路线的困难程度 。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一个近乎赌博的全新策略 ， 居然能如愿以偿地找到未知的新病毒 ， 不能说不包含几分运气的成分 。 可是机遇只会眷顾永不放弃的追求者 。 霍顿成功的背后是整个团队连续六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 数不清的失败 ， 以及累计筛选数以千万计的重组噬菌体的巨大工作量 。
霍顿的工作之所以意义重大 ， 不仅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临床医学上十分重要的新病毒 ， 还在于他开创了一条搜寻未知病原体的全新途径 ， 启迪了其他新的病原体的发现 ， 堪称居功至伟 。
霍顿团队通过这条途径发现丙肝病毒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曲折艰难 ， 主要的障碍就是丙肝病毒的遗传物质及其基因产物在血液中的含量比其它一些病毒 ， 例如乙肝病毒 ， 低得多 。 要到以PCR为基础的核酸扩增技术开发完善并普遍应用之后 ， 这个障碍才被逐步克服 。 新一代核酸测序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 更大大加快了病原体的发现和鉴定过程 。 时至今日 ， 对于一种未知的新发病原体 ， 例如新冠病毒 ， 从采集样品到测定病毒基因序列并确定其为新型病毒 ， 很可能只需要短短几天[8] 。 三十年来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 ， 带来的变化何止天翻地覆！
发现丙型肝炎病毒以后 ， 霍顿团队当即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 ， 将病毒基因转移到大肠杆菌和酵母菌中 ， 制造出病毒蛋白质 ， 作为抗原 ， 来检测血液中是否存在针对它们的抗体 。 他们发现 ， 这样的抗体只存在于患有丙型肝炎（即非甲非乙型肝炎）的黑猩猩血清中 ， 而不在患有甲型或乙型肝炎的黑猩猩血中 。 这表明 ， 这样制造出来的病毒蛋白质可以作为丙型肝炎的诊断试剂！于是 ， 霍顿向阿尔特索取了他的那套标准血清样品 ， 用来进行最后的评判 。 所有的非甲非乙型肝炎样品都测出阳性结果 ， 无一漏网；所有的对照样品都测出阴性结果 ， 明白无误 。 试验圆满成功 ， 阿尔特梦寐以求的丙型肝炎诊断试剂终于诞生了[9] 。
1990年 ， 凯荣公司的丙型肝炎诊断试剂被FDA正式批准 ， 并用于为美国所有的血库筛选供血者 。 到了1992年 ， 美国输血后肝炎的发病率降到了1.5% 。 此后 ， 丙型肝炎诊断试剂又得到改进 ， 检测灵敏度进一步提高 。 从1992年到1997年 ， 阿尔特跟踪研究了650例接受输血的病人 ， 没有发现一例输血后肝炎 ， 发病率降到了0.15%以下 ， 与1970年相比 ， 降幅高达99.5% 。
为什么发病率没有完全降到零？一般认为 ， 这并不是由于血液中还存在未知的肝炎病毒 ， 而是因为肝炎病毒感染人体后 ， 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抗体 ， 而在这段空窗期内 ， 血液里的病毒已经能够传染肝炎 。 采用以PCR为基础的高灵敏度核酸扩增方法来直接探测丙肝病毒RNA ， 就可以解决这个残留的输血安全问题 。
阿尔特和霍顿对防止输血后肝炎和发现丙肝病毒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2000年 ， 二人荣获被视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
药物开发之争
1957年 ， 英国病毒学家艾萨克斯（Alick Isaacs）和林登曼（Jean Lindenmann）正在研究流感病毒 。 当时已知流感病毒能感染体外培养的鸡胚胎细胞 ， 把细胞杀死 。 不过二人发现 ， 如果先用加热灭活的流感病毒处理细胞 ， 细胞就能对流感病毒产生抵抗力 ， 之后再遇到活病毒 ， 也不会被感染 。 他们推测 ， 鸡胚细胞接触到死的流感病毒以后能产生某种物质 ， 抑制流感病毒的生长 。 他们把这种物质命名为“干扰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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