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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超大城市落户政策调整，步子应该再大一些( 二 )


其次 ， 是关于人才的年龄认定 ， 显然也是带有明显的歧视 。 人们往往忽视了 ， 在一些需要经验和丰富的职业阅历的就业岗位 ， 显然更需要的不是年轻人 ， 而是中年人 。
在现实中 ， 一些服务机构当下的从业人员已经提升到一定的年龄层次 ， 他们的就业态度和就业经验 ， 其实是提升服务品质的必要保证 。 而对于一些技术型行业来说 ， 更需要有一定经验和技能就业者——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大 ， 来提供支持 。 虽然这些人已不再适应重体力劳动 ， 但是对于需要传授经验和技术的工作还是有着更多优势 ， 因此也是城市难得的人才 。
我最近在研究一个省会城市的规划时 ， 发现那里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稀缺 ， 如何补充公共服务资源确实面临着政策的困境 。 我们知道 ， 在公共服务领域 ， 特别是教育和医疗行业 ， 极其缺乏的就是富有经验的就业人员 ， 他们的就业年限可以无限期延长 。 仅从医师的角度看 ， 一个好的医师是需要经验积累的 ， 从业几十年的经验 ， 抵得上刚入门几年的高学历年轻人 ， 教育更是如此 。 因此在引进人才方面 ， 年龄并不应该作为严格的限制 ， 除非是某一个对于体能有明确要求的行业 。
再次 ， 就业门类对于人才的认定也是不同的 。 在中国 ， 外来人口的20%是自主就业者 ， 例如经营性摊贩 ， 各种门面房的经营者 ， 有开饭馆的、开服装店的、开理发店的 ， 等等 。 他们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直接服务的就业者 。 如果城市离开了这些人 ， 估计只能靠快递来维持生活 ， 就像这次疫情中一样 。 但是城市的正常运转是需要各种小商业来维持的 ， 而好的商业品质同样是需要稳定的就业空间和预期来支撑的 。
我们看到 ， 欧洲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存在着不少百年老店 ， 许多服装和餐饮的品牌 ， 都来自于这些百年老店 。 而各类订制的高端工业品也是需要长期的经营预期才可以产生 ， 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 ， 绝大部分都是从流动性就业者转为稳定的就业精英 ， 最终才形成城市商业和服务型订制工业的品牌 。 而培养这些有着品牌意识和工匠精神的就业人员 ， 也就必须进一步开放城市的落户政策 ， 真正的打破局限于学历和年龄的传统人才观 。
户改将激发经济深层潜力
现在许多城市的管理者作出一些决策 ， 经常基于所谓的精英理念 ， 而忽视了城市居民的直接需求 。 也就是说 ， 无论是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以及人才政策等方面 ， 往往关注的都是一些名词和概念 。 在这方面各个城市相互攀比 ， 谁引用的名词“高大上” ， 谁就在城市政策上占据了制高点 ， 在很多关于人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
所谓“高大上”就是更多地关注尖端产业、尖端技术、尖端理念 ， 只要和这些沾上边 ， 那就不惜一切代价 。 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 ， 也就是占城市人口绝大部分的市民是需要更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的 ， 需要吃好吃的 ， 用好用的 ， 更需要在每一次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得到贴心的照顾 ， 而不是遭受到城市“大爷”们的白眼 。 而能够提供贴心服务的人 ， 恰恰也是经常被“不食人间烟火”的官员们所忽视的人 ， 而他们正是有权制定政策的人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经历了疫情和严重经济下滑的城市 ， 需要提升消费和投资的能力 。 城市管理者现在最需要做的 ， 是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潜力和活力 ，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吸引国家的投资 ， 大企业的投资 。 要清楚地意识到 ， 中小投资者的群体 ， 同样有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和消费潜力 。 如果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 给那些在城市已经就业生活了几十年的外来人口们提供稳定发展安居的长期预期 ， 他们所带来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将会是巨量的 ， 而且也会相应地带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 这也正是制定户改政策推进城镇化的出发点 。
回到当下 ， 为了促进内循环 ， 我们更是不能把一切的目光都盯在“高大上”方面 ， 而要低下头来面对我们的实际生活 ， 从而采取切实的“接地气”的政策 ， 作为“高大上”的重要补充 ， 这样才有可能多方面激活经济潜力 。 显然在这方面 ， 无论是北京、上海这个样的超级城市 ， 还是其他各类人口流入的城市 ， 都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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