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三 )

　　姚智军告诉澎湃新闻，保护患病学生的隐私和学校心理干预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他举例说，现在高校心理问题干预的普遍做法之一是，让所有大一新生做心理健康测评。 “测评完了之后，我们会划一条线，把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做一个名单，然后我们会约这部分同学来做一个心理访谈。在访谈之后发现的确有风险的，我们会告知辅导员和班主任。 ”

　　尽管不少学校都设置了心理咨询机构，但心理问题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想保护学生的隐私，但“就凭机构这些人手，是不足以应对那么多有潜在问题的学生的” 。 “我们只能说让他们（辅导员、班主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单，但是在平常的工作交流当中，不要刻意的把它做一个区分。 ”姚智军说。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相关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羞耻感”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这种情绪会导致患者情绪更加低落，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对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对澎湃新闻表示，抑郁症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段还是能控制的，但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仅在20%左右。近些年来，随着宣传普及，就诊率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

　　此外，大多数校医院的心理干预“专业程度”并不能赢得学生信任。确诊抑郁症的第二天，张晨就通过QQ联系了校心理咨询室。工作人员告诉她，预约排队要到两周之后。她“谎称自己已有自杀倾向” ，对方立马安排了咨询师。咨询进行了半个小时，张晨认为“没有任何效果” 。

　　“谈完之后，我就感觉学校心理咨询不怎么专业。 ”张晨同时发现，排队来咨询的学生，在她看来，大多都是不需要心理帮助的人， “他们只是想找人聊天” 。张晨排队时倚着墙，听着前面的同学抱怨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破天荒地想笑一回” 。 “我就觉得很无语，为什么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来找心理咨询，像我一样有紧急心理咨询需求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 ”在学校无法得到专业帮助，张晨只得选择休学回家。

　　“必须让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

　　得抑郁症这件事是通过辅导员告诉父母的，张晨不敢亲口说。 “父母文化水平低，我怕他们理解不了。 ”张晨说。结果如她所料。 “他们一直在网络上搜各种东西，然后笃定地觉得我不是抑郁症，直接跟我说， ’我们觉得你不像是得抑郁症的人’ 。 ”张晨称，父母觉得“丢人” ，对外只说“女儿身体不好、回家休养” ，避而不谈具体病症。

　　日常生活中，她依旧充当家里的“情绪垃圾桶” 。面对抑郁症，父母难以适应，不懂得如何给予张晨帮助，反而会时不时释放负面情绪。 “你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啊” ，这是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整个家庭都被无助感笼罩，回家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张晨的病情恶化至重度抑郁。她没有办法阅读、思考，甚至和人交流都很困难，一句简单的话要组织很久，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想说的从嘴里挤出来。

　　从看恐怖片、捶打自己到自残，她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让自己保持清醒。被发现满身的伤痕后，家人都觉得她疯了。这种情况下，经她强烈要求，父母最终同意了带她去医院进行心理治疗。

　　这段寻求理解的抗争给张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不知道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复发后的第二次休学，她选择租房独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