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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假如西哲碰到了中国人的心

王阳明|假如西哲碰到了中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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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时 ， 中国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 。 那便是宋明理学被官学化以后 ， 阳明心学开始在民间的发展 。
“心”是个什么东西
那时 ， 如果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来到中国 ， 他会遇到谁？一定是王阳明吧！他们是同时代人 ， 见了王阳明 ， 这位“君主论”思想家会说些什么？一定会问“心”吧 ， “心”是个什么东西？
西方思想库里 ， 没有“心”这个概念 ， 他很可能听不懂“吾心即是宇宙 ， 宇宙即是吾心”的说法 ， 对于“理” ， 他或许还能用逻辑学或绝对理念来理解 ， 但对于“心即理也” ， 难免会一脸茫然吧 。 在他看来 ， 心不就是物质性器官——心脏吗？对于“心之官则思” ， 他可能无法理解 ， 心脏怎么能思想呢？在西方传统里 ， 思想是头脑的功能 ， 是纯然理性的事情 。
也许有人会问 ， 西方哲学 ， 不是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别吗？如果西方哲学里没有心 ， 那么唯心主义从何而来？唯物主义好理解 ， 因为西方人有物性论 ， 可西方人从未有过心性论 ， 怎么能够产生唯心主义呢？大概又是中国人用了中国的心学来解读西方哲学 ， 或是用心学对西方哲学作分析并翻译过来的 。
西方哲学是理性思维结的果子 ， 而中国哲学 ， 则是灵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 天人感应 ， 天人合一 ， 都含有灵性思维 ， “吾心即是宇宙” ， 便是灵性思维的理性化 ， 哲学之中包含了神话 。 朱熹在理性上所做的努力 ， 提出一个“道问学” ， 又被陆九渊一句话就问倒了：尧舜读什么书来？无书可读 ， 只能读“吾心” ， 去发现本心 。 而去发明本心的结果 ， 就只有“尊德性” ， 是在伦理学范畴里的理性思维 。
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有多大？当然还没有大到欧洲去 ， 我们只是用今天之眼看同时代的两位思想家的不同 ， 所以提出了一个假设 ， 假如马基雅维利相遇王阳明 。
还是来看看《明儒学案》吧 ， 从中可管窥阳明心学之大 。 《明儒学案》共62卷 ， 晚明大思想家黄宗羲撰写 ， 有明一代的学术流派 ， 被他一一点来 。 全书《师说》为卷首 ， 列方孝孺等25人 ， 其次综述门派 ， 分为各学案即各学派 ， 思想人物以影响大小次第排列 ， 一共241人 。
学案体例 ， 一般开始于叙论 ， 介绍内容提要；其次 ， 排列各学派的宗师 ， 陈述其生平及其学脉 ， 并录取各学案著作要点语录 ， 重要的是分出理学和心学两条思想路线 。 理学以薛瑄为代表 ， 心学以王阳明为翘楚 。 将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期 ， 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 ， 以姚江阳明为主；末期 ， 则以东林顾宪成、蕺山刘宗周为主 。
黄宗羲本人出自姚江学派 ， 以阳明为中心 ， 将心学的地理分布一一列出 ， 以姚江学派为主 ， 还有各地王门学派以及由王门而自化的学派 。 这些学案占了《明儒学案》大部分 ， 实际上 ， 他把《明儒学案》写成王门学案了 。 其他学案 ， 或者作为王门的来源 ， 如《崇仁学案》 ， 或者作为王门的背景 ， 如《河东学案》 ， 都是为确立王门学案的主体性而存在的 。
所以 ， 黄宗羲很霸气地说 ， “有明学术 ， 自白沙开其端 ， 至姚江而始大明” 。 可见 ， 他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术取向 ， 是倾向于心学的 。
《四库全书总目》说黄宗羲“欲抑王尊薛则不甘 ， 欲抑薛尊王则不敢 。 ”“薛” ， 即薛瑄 ， 为北方理学代表 ， 没什么创新 ， 因其官学地位已定 ， 圣学气质已成 ， 学术格局已经定型 ， 只能守着朱熹的学说传承 ， 坐享王朝中国里的荣尊 ， 缺失了在文化中国的发展性 。
心学正相反 ， 因为没被王朝中国裹足 ， 所以能在文化中国里迈步 。 正如黄宗羲所说的 ， 自从王阳明指出“良知”二字 ， 便人人有个作圣的出路 。 人人都一颗心 ， 在本心上求平等 。
圣人观与君主论
如果马基雅维利再次相遇了王阳明 ， 接下来 ， 他还会问什么？或许 ， 他会问“圣人” ， 为什么要做圣人？这也是西方没有的 。
西方文化教人做公民 ， 中国文化教人做圣人 ， 做人不太一样 。 做公民 ， 是在国家的制度安排里给个人一个定位 ， 以个人权利来表达国家的意志 ， 做圣人就不能以个人为本位了 ， 而是要以天下为本位 ， 以天下为己任 ， 在天下观里 ， 做一个内圣外王的人 。
西方文化立人 ， 有个大前提 ， 那就是上帝 ， 对于人性的看法 ， 跟原罪有关 。 中国文化立人 ， 也有个大前提 ， 但不是上帝 ， 而是天地 ， 人是天地之心 ， 立人 ， 就是“为天地立心” 。 上帝是人格化的 ， 天地是自然化的 ， 这就决定了对人的看法：人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 ， 还是自然的产物？对此不同的回答 ， 就形成了东西方迥异的文化 。 你是面对上帝 ， 做个有罪之人 ， 神往天国 ， 还是立于天地 ， 做个自然之子 ， 心系天下？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来说 ， 他们是两者都需要的 ， 既需要有终极追求的宗教信仰 ， 也需要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理想 ， 而做圣人就是一种人文理想 。
可马基雅维利显然不懂得做圣人那一套 ， 他的《君主论》里 ， 没有一点儿内圣外王的痕迹 ， 我们从《君主论》中 ， 没读到做圣人的论述 ， 却看到了类似《韩非子》那样的君主专制主义 ， 只可惜 ， 他与韩非同调不同时 ， 与王阳明同时却不同调 。
倘若他相遇1700年前的韩非 ， 也许会引为同志 。 我们不知他的《君主论》有无中国影响 ， 也不知道这位佛罗伦萨的骄子是否读过威尼斯商人的《马可波罗游记》 ， 但他的《君主论》与《韩非子》那么相似 ，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影子 。
《君主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个另类 ， 有人说 ， 马基雅维利是孤独的 ， 例如阿尔都塞就认为 ， 他在西方文化中 ， 无法归类 ， 无法与其他思想家一起被列入同一个阵营或同一个传统 ， 就像一些思想家被归入亚里士多德传统或自然法传统一样 。
如果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 那就不一样了 ， 最起码 ， 他不会孤独 。 在中国“君主论”的队列中 ， 在他之前的先行者 ， 排队已经排了一千七百多年 ， 即便与他同时的王阳明 ， 对他的《君主论》也不会陌生 ， 反而会觉得是老生常谈 。 因此 ， 马基雅维利有可能搞不懂阳明的圣人观 ， 但阳明一定能懂他的《君主论》 。
圣人观 ， 是对君主论的扬弃 ， 既有扬——表扬 ， 也有弃——放弃 ， 在某种意义上 ， 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高级阶段 ， 有了圣人观 ， 何必君主论？
圣人观 ， 能包含君主论 ， 但必须是用人民价值论和圣人革命观改良过的君主论 ， 像《韩非子》那样搞法术势的君主论是不行的 。 对于法家之术 ， 王阳明当然熟悉 ， 那是王朝政治的死角 ， 是国家本质的人欲烙印 ， 圣人观就针对法术势的局限性提出来的 ， 是改造良方 。
王阳明以为他发现了那局限性的根本 ， 那根本就在人心 ， 叫“心中贼” 。 马基雅维利不懂“中国心” ， 当然 ， 也就不知道有“心中贼” ， 但他知道 ， 如何能“灭山中贼” 。 “灭山中贼” ， 他有《兵法》 ， “灭心中贼”他就不知所云了 。
古代西方人不太喜欢写兵法 ， 古希腊人有战史 ， 没有兵法 ， 罗马人也一样 ， 就连亚历山大和凯撒那样不可一世的帝王和统帅 ， 也没有留下一部兵法 ， 更没有人为他们写兵法 ， 而那时的中国 ， 却是兵法盛行的时代 ， 出现了兵法大典《武经七书》 。
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写兵法的人 ， 比中国晚很多 。 到了东罗马时期 ， 才有两位皇帝 ， 从莫里斯一世到利奥六世 ， 前后约三百年 ， 写成《战略》和《战术》 。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曾说 ， 拜占庭人继承了太多缺点 ， 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胜利 ， 也不过是偶然的好运而已 。 但写兵法 ， 不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来的缺点 ， 而是拜占庭人 ， 也就是东罗马人自己开的头 ， 从此 ， 欧洲就有了专门的兵法 。
也有人认为 ， 东罗马人的胜利远比失败多 。 若把胜利同运用兵法联系起来 ， 这中间或多或少 ， 要归功于那两位写了兵法的皇帝 。 胜利多了 ， 国运才能长久 ， 西罗马与汉同时 ， 但比汉朝要长 ， 东罗马与唐同时 ， 也比唐朝要长 ， 两罗马约千余年 ， 超过了汉唐盛世 。
还有人认为 ， 罗马人的兵法成就 ， 西欧人18世纪都难以企及 ， 除了东罗马两位皇帝 ， 也应该包括了罗马人的后裔佛罗伦萨的公民马基雅维利 。
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 ， 还写了《兵法》 ， 它们是配套的 。 写《君主论》 ， 是罗马人的一种宿命 ， 那君主的原型 ， 可以说是凯撒或亚历山大 ， 在他们身上 ， 反映了从表达国家独立性到追求世界统一性的历史进程 。 而君主 ， 就是统一性化身 ， 所以 ， 就需要有一本教人做君主的《君主论》教科书 。
由于世界市场尚未形成 ， 贸易难以担待世界统一性的历史使命 ， 所以 ， 战争 ， 依旧是运载历史向前的车轮；军队 ， 仍然是引导世界统一性的引擎；君主 ， 作为统一性化身 ， 要时刻准备着用兵 ， 所以 ， 要有教人用兵的《兵法》 ， 为了统一而争夺天下 。
这样的君主 ，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 ， 有凯撒和亚历山大 ， 在他身后 ， 则有希腊化的彼得大帝和罗马化的拿破仑 ， 他们都是被《君主论》呼唤出来的政治幽灵 ， 他是他们的先知 ， 也是他们的先师 ， 《君主论》通过他们 ， 成为了一种世界理念和国家精神 。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 在西方被视为异端 ， 在中国则早已见惯 。 有人说 ， 他开始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神的眼光 ，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国家 ， 这在西方 ， 当然是一次思想解放 ， 若搁在中国 ， 就算不得什么 ， 周公在三千年前就这样做了 。
如果停留在“人的眼光”上 ， 那么国家机器还会保留人性温暖和人文之光 ， 无论神权 ， 还是王权 ， 都可以包含在人道主义里面 ， 可惜转向了君主专制的眼光 。 用君主专制的眼光来看国家 ， 就会开放国家原罪 ， 放出利维坦 。 那《君主论》里的利维坦 ， 岂不就是个“主-奴结构”的君王？
是的 ， 由此可见 ，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原野上 ， 可以文艺复兴 ， 但难以产生新的政治思想 ， 马基雅维利的出现 ， 虽然促使西方政治学从神学转向人学 ， 但他并未从神权转向人权 ， 而是从神权转向王权 ， 没有确立个人本位的新的政治立场 ， 而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投怀送抱给了君王 ， 将古典政治学彻底抛弃 。 直到西方近代文艺复兴 ， 逼着西方政治学重回“人学” ， 在认识“人的自我”中发现政治上的个人权利…… 。 从此 ， 西方政治思想 ， 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 由英法两国担当 。
心学的霸气
王阳明 ， 也是从“认识自我”——“心学的维度”上来思考的 。 但他的思想路线 ， 没有通往个人权利 ， 而是另走一路 ， 走向个体人格 ， 其政治路线也没有通往“三权分立” ， 同样 ， 也是另走一路 ， 走向了“内圣外王” 。
个人权利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短板 ， 在君子小人之辨中 ， 被列入小人范畴 。 儒家文化的理想国 ， 是个做圣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君子人格共同体 ， 但政治上的小人 ， 又不像军事上的敌人那样分明 ， 所以 ， 战胜小人不能用兵法 ， 而要用心法 。
做圣人 ， 要有霸气 。 陆九渊曾说过“六经皆我注脚” ， 延续了孟子一脉的霸气 。 心学的霸气里含有兵法 ， 陆九渊虽未打过仗 ， 但他曾任“知荆门军” ， 有这样的机会 ， 他便依山川形势 ， 从容部署 ， 访求勇士 ， 研究恢复大宋方略等 ， 已显兵家风范 。 而王阳明 ， 则是众所周知的大兵家 ， 他那两手破“贼”功夫 ， 用兵破“山中贼” ， 讲学破“心中贼” ， 两手都很老辣 ， 连曾国藩也得佩服 。
兵法之本 ， 在于立心 ， 以不变应万变 ， 在乎一心 。 立心以定 ， 而有主体性；立心以慧 ， 而有能动性 。 而心学 ， 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 ， 打开智慧之门 。
“知行合一” ， 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完全打开了 。 心法即兵法 ， 心学即兵学 ， 是王阳明的独自体贴 。 阳明用兵 ， 一生无败 ， 学生问他用兵之术 ， 他说：用兵有什么术！只要学问纯笃 ， 养得此心不动 ， 就是术 。 胜负就在于“此心动与不动之间” 。 玄妙！
对于朱、陆异同 ， 他是倾向于陆九渊的 。 他指出 ， 程朱理学 ， 亦步亦趋 ， 尚要“追寻孔孟” ， 而九渊“简易” ， 直接就从孟子那里来 ， 所以 ， 更加亲近 ， 更为贴切 。
但陆九渊也有粗处 ， “致广大”是够了 ， “吾心即是宇宙” ， 够大了 。 可“尽精微”还不够 ， 只一句“心即理也” ， 没能说清楚“理”的来源处 。 “理”从天上掉下？还是从心上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 若从天上来 ， 那就是天理 ， 从心上来 ， 便是“心的条理” 。 他只说了心与理统一 ， 还没有分别心与理哪个第一 ， 所以 ， 未能“精一”；还承认心之外的天理 ， 还要到心外面去格物致知 ， 这就不是“知行合一” 。
在格物致知里 ， “知”和“行”分作两段 ， 先知后行 。 而阳明心学认为 ， 一念起时 ， 是知 ， 也是行 ， 当你知时 ， 就是行了 ， 当你行时 ， 就是知了 ， 本来分不开 ， 是为了理解方便才分作知和行两段 ， 不要忘了知行原本不分 。 因此 ， 在认知上 ， “格物致知”是必由的阶段 ， 陆九渊说“心即理” ， 未言“心外无理” ， 就是还没有走出来 ， 而他 ， 王阳明 ， 终于走出来了！
他怎样走出来呢？要超越 ， 再超越！不仅要超越程朱理学 ， 还要超越陆九渊的心学 ， 回到孔、孟去 ， 走向尧、舜、禹 ， 进入心本体 ， 是文明之根 。 他这番觉悟 ， 不是从老旧的书中来 ， 而是从荒原来 ， 从瘗旅来 。 那里 ， 文明不在 ， 历史不在 ， 只有心在 ， 恰如尧、舜、禹时代 。 脱去历史 ， 剥落文明 ， 王阳明的孤独 ， 孤独到只剩本心了 。 而他的本心一动 ， 便是“致良知” 。 还有死亡 ， 四十大板啊差点把他打死 ， 每一板子 ， 都在告诉他 ， “存天理 ， 灭人欲” ， 究竟是什么意思！打他的 ， 是太监刘瑾 ， 太监代表了皇帝 ， 而皇帝代表天理 。 他挨了打 ， 活该！在天理跟前 ， 没有人权 ， 只有人欲 。 据说 ， 刘瑾生杀予夺 ， 会有暗示 ， 行刑的太监 ， 要看他的脚 ， 他的两只脚 ， 摆成外八字 ， 就是放一马的意思 ， 摆成内八字 ， 那就得死 。 挨了一顿板子 ， 这还不够 ， 还要将他贬到贵州龙场驿 。
在恐惧的荒原里 ， 他孤独若处子 ， 看到了文明的生机——“良知” 。
后来 ， 他将自己的心得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 ， 有善有恶意之动 ， 知善知恶是良知 ， 为善去恶是格物 。 文明的根柢是良知 ， 格物就是“致良知” 。 他从根本上倒转了“格致” ， 不是格物致知 ， 而是以良知格物 。 这不是文字游戏 ， 他成了倒转中国传统思维的哥白尼 ， 从内心深处以“良知”“格物” ， 看似不经意 ， 实为大手笔 ， 思想回到荒原 ， 文明从头开始 。
此番觉悟 ， 缘起于贵州龙场驿悟道 ， 从龙冈书院讲学开始 。 这是他有生以来 ， 第一次在书院讲学 ， 书院开在荒原偏僻山中 ， 一没书二没钱 ， 一无所有 。 还真有人跟他走 ， 不仅跟他走 ， 还与他心连心 ， 帮他建书院 。 他发现 ， 人与人交往 ， 可以没有书 ， 也可以没有钱 ， 人一无所有了 ， 只有“吾心”与“吾心”的相印 。 人人都有理解心 ， 那是“良知”；人人都有同情心 ， 那是“良能” 。 以“良知”和“良能”交往 ， 回到文明原点 。
在前往贵州途中 ， 路过长沙 ， 他专门去了岳麓书院 ， 就像龙应台说得那样：我到长沙 ， 什么都不想看 ， 只想去看一条小路 ， 那条小路就在岳麓山里 ， 没有名字 ， 有青苔或落叶铺路 。 王阳明就从这条小路 ， 通往岳麓书院 。
到了20世纪末 ， 龙女士走在这条小路上 ， 她在想 ， 这千年书院为什么“时而房舍巍峨 ， 书声琅琅 ， 时而断垣残壁 ， 鬼影幢幢”？这样的情形 ， 不仅出现在书院 ， 还出现在思想者身上 ， 例如朱熹 ， 究竟是什么使他的形象变成“断垣残壁” ， 使他的思想变得“鬼影幢幢”？龙女士有断语 ， 可王阳明会怎么想？
当他从贵州回来 ， 再次走在这条小路上 ， 他依然还是“反求诸己” ， 从内心深处拿出良知 。 最根本的解决 ， 是政治解决 ， 还是道德解决？他认为 ， 是道德解决 。 他不知道在“君君臣臣”之外 ， 还有其他途径和方式的政治解决 。
【王阳明|假如西哲碰到了中国人的心】（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 ，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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