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为什么今天还要读黑格尔？( 五 ) 在《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一书中

如果自由的条件需要被实现，那么这种我称之为“分化的自我”

（divided self）

的经验就是黑格尔以及其同时代的人需要加以克服的主要障碍。具体言之，尽管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们从不与人的本质性的自由和尊严相符这一点出发，成功地攻击了旧制度中的种种滥权的实践，他们却没有有效地思考人之自由的道德和心理学基础。其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做法，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规则追溯到了自然之上，但另一方面，自然已经根据自然科学的方式被理解为由机械法则所统治的一台巨大的机器，自由主义由此认为人纯粹是由动物性的内驱力和欲望所推动的。

那么，启蒙的自由主义未能解决的是，如何在机械的物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保卫自由。休谟的理性是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的名言只不过是这种悖论的最为知名的表达。尽管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将现代人从社会习俗与传统的僭政中解放出来，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却使得现代人被激情所奴役。因此，无论其宣称些什么，自由主义都难以安置好主奴关系这一古代问题。和我们这一辈的任何一位学者一样，乔治·凯利试图就理解黑格尔上，恢复对于这一问题的意义的把握。在其卓越的《关于黑格尔“主奴关系”的笔记》中，他写道：

不仅对于黑格尔，同样对于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以及作为整体的其所处的时代而言，主奴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这一悖论是这样的，允许奴隶制的古代却极为认真地研究了人奴役其自身的困境。对比而言，启蒙以一种进步的视角攻击社会奴役的滥权与不道德，却只是触及了这个问题精神维度的表层……实质上的以及形式上的，卢梭为其一方面，德国观念论为其另一方面的对于古代的复兴——甚至当现代人似乎已经在古今之争之中获胜的时候——是在部分意义上对于这一复杂性的回应。启蒙提供了一种进步意识，但却未能恢复对于和谐的信念。

由此，黑格尔与其同时代的人为自身所设定的任务则在于，将有关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自由主义或者启蒙主义的信念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于政治的理解结合起来，在后者那里，政治是对于某种公共善的观念的集体性追求。这样一种任务看上去类似于化圆为方那样不可行。正如我们在后文中那些更具分析性与历史性的详细分析中可以看到的，黑格尔对于这个显然的难题的回答在于，他纯化且复活了有关伦理

（Sittlichkeit）

，或者伦理生活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