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邦|酋邦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渊源 ——《国家和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读后( 四 )


或许中国文明的产生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 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根据中国上古史 , 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 。 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 。 因此 , 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 , 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 , 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 。 ”(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 《考古学专题六讲》 , 文物出版社 , 1986年 , 24页)中国文明是透过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建立的 , 这种模式和以西方经验建立的文明起源模式有着显著不同而独树一帜 , 并因此确立了中国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 。
总之 , 中国考古学需借助人类学理论比较和思考的案例还有很多 。 按照酋邦理论 , “良渚”和“红山”这类以制玉闻名的古文化是否可看作是“神权型酋邦”?这一时期是否还有“军事型酋邦”的存在?这里不妨参考1984年赖特(W right H.T.)提出酋邦“轮回”的概念 , 即复杂酋邦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 , 大多分解为简单酋邦 , 或者由于周边社会的竞争、传染病、人口失衡、领导不力或继承等因素引发整体性的崩溃 。 因此 , 并非所有复杂酋邦都能演变为国家 。 酋邦“轮回”的概念不仅成为这种社会形态的一个主要特点 , 也为解释无数失落的文明遗留的悬念预设了伏笔 。 由此联想 , 中国史前时期的“良渚”、“红山”、“陶寺”、“石家河”、“西朱封”、“石峁”以及其他犹如满天星斗的“万国小邦” , 它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天灾人祸 , 或停滞不前 , 或倒退衰落 , 或灰飞烟灭 。 为何独有被严文明先生称为重瓣花朵腹心的中原能一枝独秀 , 以博大的胸怀吸纳百川之精华 , 最终让二里头文化在豫西—晋南执牛耳 , 矗立起夏代的青铜大纛 。
三、考古学科的未来期许
依本人多年在北大考古系开设“文化人类学”课程的切身体会 , 我希望中国考古学能更多地引入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文化的差异 , 乃至学科建置的不同 , 我们很难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 。 我们的思维模式先是被王朝延续的史学观所铸造 , 后来又被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古典单线进化论”所左右 , 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使用同一逻辑相互批驳 , 过分相信自己把握了真理 , 可以解释一切 , 实际上缺少一种对不同事物采取不同思维方式的理解态度 。 而文化人类学训练缺失的短板也使得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每每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圈子里 , 缺乏一种宏观比较的方法 , 难以进行大跨度、大范围的文明进程比较 , 很难把中国文明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 为弥补上述缺陷 , 应该加强文化人类学整体性和相对比较性的研究方法 。
正像张光直先生很早就主张的:“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 。 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 , 而且对这个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 。 比较的知识 , 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 , 而且是要真正了解自己所必须有的 。 ”(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 , 《考古人类学随笔》 , 三联 , 1999年 , 127页)
早在1932年 , 英国考古学家兰达利·麦克维在谈到地质学、生物学对考古学的贡献时 , 特别指出考古学是受到人类学恩惠的:“没有人类学 , 考古学是单眼的和近视的 , 有了它 , 就有了历史 , 考古学家才能从推理上以及通过类比去重建早期人类的历史 。 ”必须承认 , 西方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大量的理论和概念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引进或加以改造利用的 。 而中国考古学所欠缺的恰恰是理论的建设 。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至少中国考古学存在不同程度上学科理论的‘贫乏’、方法的‘滞后’、术语‘共识’的‘缺失’等问题 。 长期以来 , 我们一些考古学者把方法与理论混为一谈 , 把一个世纪前已经出现并应用的考古学基本学术概念 , 视为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新的‘方法’ 。 我们的一些考古学研究还处于对考古学资料的‘描述’阶段 , 人们只是在津津有味地陈述‘是什么’ , 很少探索‘为什么’ 。 对于诸如家庭、家族、氏族、族、族群、民族、国家等不同学科的基本学术概念 , 缺少‘共识性’、使用‘随意性’是较为普遍存在的学术现象 。 ”(刘庆柱:《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 ,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 , [美]埃尔曼·塞维斯著 , 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 , 陈淳审校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9年)要改变上述现象 , 加强文化人类学的训练非常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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