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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现代"一定就是进步吗？( 二 )


笛卡尔、牛顿、休谟、霍布斯、斯密、狄德罗、卢梭、康德……他们的学说奠定了“现代观念”的基础 ， 并引发后人思考 。 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 ， 本质上是宗教的控制与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应地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的过程 。 由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 过去大多认为 ， 自然观念在区别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但我们所体会的 ， 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的缔造可能更加深刻 ， 因为社会学概念的现代性 ， 恰恰是社会实践不断修正的根据 ， 并且也是各种文化运动反叛的原因所在 。
从诞生之时 ， 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 。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 ，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 。 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 鲜明地呈现了它们是如何成为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 在这个问题上 ， 安东尼·吉登斯是有力的分析家 。 在吉登斯看来 ， 民族国家在集中行政权力、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等方面具有超过前现代体系的能力 。 资本主义生产 ， 特别是在它与工业主义交会之后 ， 在积累经济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 所有这些的结合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 。
今天为何仍要认识“现代性”
重新思考现代性 ， 能否帮助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
现代性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立法行动 ， 它的进步感也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幻觉 ， 尽管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与自身作战 ， 不断陷入困境 ， 它依然表征着属于我们自身的境遇 。
比如 ， 汪民安指出 ， 现代生活的断裂性 ，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被理解为现代都市生活同传统的乡村民俗生活的断裂；从生活品质的角度可以被理解为现代生活固有的碎片化同前现代生活的总体化的断裂 。 那么 ， 我们怎么认识以自然意志为主导的礼俗社会性质的乡村与以理性意志为主导的法理社会性质的都市这两者的断裂呢？在今天 ， 都市日益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 ， 并且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 ， 不过 ， 断裂仍有修补的机会 ，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仍然存在着延续 ， 前提是要克服进化论的叙事观点 ， 现代并不一定就是进步 ， 快并不一定就是好 ， 单凭“技术的可能性”并不足以实现人类的幸福 。
如果现代性可以被看作产生了它自身的 ， 同时又是反对它自身的独特存在的话 ， 那么 ， 在很大程度上 ， 这个存在是和一个已经制度化了的工作世界和组织化了的社会结构联结在一起的 。 现代性的阴暗面仍在威胁我们：利维坦的机器 ， 那个制造平庸之恶的源头 ， 对于行为与效率的考虑抹杀了人性的良知；资本的统治 ， 逐利的本能对人性的物化和异化；那么多的人类关系与文化都被转化成商品；以及表面多样性而实际上强制统一性的世界 。
“后现代性”发起了对“现代性”的攻击 。 后现代性在思想、文化、艺术、建筑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等方面都企图以新的方式重新确立现代的间距和自我肯定 。 但是 ， 实际上 ， 自我意识是重要的现代思潮 ， 现代性最重要的主张之一 ， 就是自由的成就依赖于个体的自我性 。 后现代性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确证了一个朝向多样性的现代性的可能 。 如果现代性借以描述自身的二分法确实是终极性的悖论 ， 那么 ， 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就能发现对立的方法和不同的空间 ， 导向对许许多多的现代建制和实践的特定目标的质疑 。
现代性已经以根本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思维 。 它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当下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政治权威、道德本性的各种思虑 。 除非我们观察到是什么因素塑造了我们目前的面目 ， 我们还有什么可能找到走出这些困境的出路呢？(责编:曾子芊)
来源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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