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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读书》新刊 | 张治：“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二 )


钱锺书自然知道《战国策》的出处 ， 《管锥编》明确说：“此节佳文 ， 悉取之《赵策》三 ， 句法操纵 ， 一仍旧贯 ， 未可归功马迁 。 ”使用《史记》的本子 ， 是因为当时刚写完讨论过此书的《管锥编》 ， 手边有书 。 以《史记会注考证》这种日本汉学名著来表示友好 ， 也再自然不过 。 但更重要的是钱锺书在留意“佳文”句法之操纵（“居此围城之中”和“有求于平原”二语的重复出现）的背后 ， 更深感于其中历史人物应对“围城”之局时的精神力量 。 大多要么困于局中、要么弃局出围的人 ， 是因为有政治上的考量 。 “不肯仕宦任职 ， 好持高节”的齐人鲁仲连 ， 为何也留在“围城”里呢？这恐怕也是钱锺书夫妇选择在战事爆发后回国面对的问题 ， 也是他们在上海沦陷如何进退时面对的问题 。 没有引出的下文里也许才包含了真实的答案：
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 ， 皆非也 。 众人不知 ， 则为一身 。 彼秦者 ， 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 ， 权使其士 ， 虏使其民 。 彼即肆然而为帝 ， 过而为政于天下 ， 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 ， 吾不忍为之民也 。 所为见将军者 ， 欲以助赵也 。 ”
像鲍焦这样的古之“介士” ， 耻居浊世 ， 会因无路可走而“抱木立枯” ， 这是对大义的坚持 。 鲁仲连引申到自己在“围城”中的立场 ， 他不从政 ， 也不参与军事 ， 无“求于平原君” ， 也不认为赵国有什么仁政值得捍卫 。 他只是愤懑于侵略者的作恶 ， 才坚决要“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 。 钱锺书在抗战时代里的表现 ， 和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态度是一致的 。 而且所谓“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 ， 可理解为对于现实利益的超脱 ， 回避党派、主义的站队 ， 乃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态度 ， 《围城》不表现战争中的政治斗争 ， 这也许就是根本原因 。 《管锥编》曾说：“并世之人 ， 每以当时之得失利钝判是非曲直 ， 《庄子·胠箧》所谓‘符玺’与‘仁义’并窃 ，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 西谚所谓‘山呼“胜利者万岁”！’”——这“山呼‘胜利者万岁’” ， 是钱、杨夫妇熟悉的堂吉诃德讥嘲桑丘势利眼时的用语 。 永远拒绝为胜利者唱颂歌 ， 连同《太史公自序》里称许鲁仲连的“轻爵禄 ， 乐肆志”精神一样 ， 是钱锺书肯定的人生境界 。 最终的日译本以“不能在日语中找到其准确的译法与表意”为理由 ， 放弃了原来拟定的“被包围的城堡”这个题目 ， 决定只选择《围城》原题中的一个方面 ， 改用“结婚狂诗曲”为书名 。 这样一来 ， 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本“围城”意象上的多重指向 。 尤其是作者虽未正面书写 ， 却时时关照在心的战争中人之生存状态 ， 在日译本的改题操作下被淡化了不少 ， 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
「钱锺书」《读书》新刊 | 张治：“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本文插图

堂吉诃德说：“你分明是个势利小人 ， 你就是叫喊‘胜利者万岁’的那种家伙 。 ”（杨绛译《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二十章）
在小说里 ， 方鸿渐绕了半个中国 ， 又回到了“孤岛”上海 。 这个平凡怯懦的小人物 ， 感受着“拥挤里的孤寂 ， 热闹里的凄凉 ， 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 ， 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 “围城中人”心绪上的这种写照 ， 并不仅仅属于现代世界 。 《谈艺录》第四十六则里 ， 论元好问同代人受其诗风影响 ， 提到遗山“三知己”之一的李献甫写了首《围城》 ， 认为是“入之遗山集中 ， 可乱楮叶” 。 李献甫此诗写金哀宗天兴元年（一二三二） ， 蒙古军队围攻汴京 ， 此后哀宗率军离京退走 。 钱锺书留学时做过《中州集》的读书笔记 ， 上述《谈艺录》这段内容就见于其中 ， 并列称引的雷希颜、李长源、秦简夫等人诗 ， 也都是经历末代板荡的感慨之作 。 元好问诗中也多次出现“围城”字眼 ， 早有人指出小说题名的出典可能与此有关 。 再往前追溯 ， 还有杜甫 。 《容安馆札记》第四〇四则论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 ， 摘记宋人诗话所云“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第三二〇则引朱长孺《书元裕之集后》：“裕之围城中作诗指斥蒙古 ， 不啻杜子美之于禄山、思明也 。 ”钱锺书曾说自己的学诗经历 ， 是在游历欧洲期间才足涉少陵、遗山之门庭的 。 感怀时事 ， 从读书学诗经历里有了切身体会 ， 和杜甫、元好问的诗心产生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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