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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专访|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我在书写个人的疫城纪事( 三 )


红星新闻：小说创作与剧本有哪些不同？接下去你还会继续担任编剧工作吗？
张翎：写小说和做编剧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是个体劳动 ， 而剧本是集体劳动 。 在个体劳动中 ， 作家将个人独特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 而在集体劳动中 ， 作家要把集体意志尽量通过个人努力最精准地在剧本里实现 。 对我来说 ， 剧本的挑战性更大 。 我无法回答将来是否还会做编剧的问题 。 从前我说过我只写小说 ， 但我破了这句话 ， 写了剧本 ， 所以不再敢轻言“会”或者“不会” ， 得看具体情况 。 假如是我自己的作品改编 ， 可能兴趣会大一些 。
新书《三种爱》封面
“后世的多元解读 ， 是对前世作家表达的一种关注和敬意”
红星新闻：你最近的作品 ， 写杰出的女性作家 ， 为何选择以乔治·桑 ， 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三位来开启这一“旅程”？
张翎：在为生计之故成为注册听力康复师之前 ， 我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英美文学 。 日后成为作家 ， 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影响总还会时不时地侵蚀我的汉语写作 。
欧美文学史上有一系列非常优秀的女作家 ， 她们在那个男人占据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时代里 ， 艰难地寻找着写作的狭窄可能性 ， 有的甚至只能以男人的笔名来发表作品（如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 。 她们还要在家庭和写作之间进行残酷的选择 ， 有的甚至以放弃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为代价 ， 比如简.奥斯汀就终身未婚 。 她们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和同时代男作家相比不知要严苛多少倍的才华和道德评判 。 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男诗人/男作家在女人和婚姻的泥潭里不知打过多少滚 ， 他们的私生活虽遭诟病 ， 作品却依旧被人拥戴 。 而伊丽莎白（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与一个单身男人的自由恋爱 ， 却是以离开故土家园并被永远驱出遗产继承人名单为代价的 。 这些女子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 ， 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 。 这些人的名单远不止这本书里涉及的这三个人 ， 将来我可能还会以续集的方式进入她们的生活 。 这本书首选了这三位作家 ，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 ， 还因为我的旅行计划 。 我在书写每一位作家之前 ， 都必须要到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 。 这三位作家的故居在行程上安排起来比较顺手 ， 就先选择了她们 。
红星新闻：这次写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是如何去考察、积累、利用大量资料的？
张翎：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里 ， 只要肯下苦功夫 ， 查找资料已经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 但对我个人而言 ， 写这一类以真人为题材的文化随笔的挑战之处 ， 在于如何在海量的生平和著作资料中找到一条我想要的主线 ， 并沿着这条主线决定素材的取舍 。 同时 ， 我必须通过故居的采风找到灵感的落地之处 ， 否则所有的资料将是一堆杂乱无章漫天飞舞的文字 。 这个取舍和落地过程就是一个作家对“真相”的主观选择 ， 就是我个人的视角和观点在她们的人生故事中的强力介入 。 查考和实地采风的过程在前 ， 它决定了写作过程的走向 ， 当然随机产生的灵感也会时不时地把预先设想的套路拽入歧途 ， 但歧途大多是美好的 ， 歧途比正途更妖娆迷人 。
红星新闻：你写那些名人的故事 ， 如何在合理想象与事实基础之间保持的平衡？
张翎：首先还是要清楚体裁的区分 。 《三种爱》是基于几位作家生平的文化随笔 ， 不是学术著作或论文 ， 资料是必要的开端 ， 但又不能止于资料 ， 否则就无异于索引和信息的罗列 。 文化随笔也不是虚构的小说 ， 它的基础还是真实的生平事件 。 虚构文学作品的想象力是从人类的普世经验和作家的个人体验整合而来的 ， 而在文化随笔中 ， 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在汲取上述体验的同时 ， 又受制于事实限定的那个范围 ， 不得肆意逾越 。
用作家的标准评判学者的著作 ， 或用学术著作的标准衡量文学作品 ， 都是用错了词典 。 学者作家各自的存在 ， 不是为了彼此讨好或者彼此掐架 ， 而是为了彼此丰富 。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作家对这些杰出的女性作出更多个版本的解读 ， 每一个个人化的版本都会进一步拓展她们的生命维度 。 后世的多元解读 ， 是对前世作家表达的一种关注和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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