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专访|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我在书写个人的疫城纪事( 二 )
这个职业给了张翎稳定的收入和意想不到的素材与灵感同时 ， 也占据了她前后不下20年的宝贵时间 。 “生活是个最精明的魔鬼 ， 它给你一些好处 ， 也必定从你那里拿走至少等同价值的东西 。 你和魔鬼打交道 ， 最多是个平手 ， 永远不是赢家 。 ”张翎感叹道 。
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 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的梦想 。 “我很小就想当作家 ， 只是由于社会原因、机遇原因、谋生原因 ， 我走了很长的路才成为作家 。 ”
让她感到有些遗憾的是 ， 到了如今不再需要为谋生而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 ， 人反而有些懒散 。 “因为我深切感受到目前的状况下 ， 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写作是个奢望 ， 世界上绝对不缺一本不痛不痒的书 ， 真让人疼痛的文字又早已被前人写完 。 ”
最近 ， 张翎的《三种爱》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 她主要书写三位享誉世界文坛的传奇女性 ， 为此她专程去了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 ， 好让自己积累的有关素材和灵感能找到“落地之处” 。 张翎告诉红星新闻采访人员 ， 自己最初给书取的名字是《那些年 ， 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 。 “她们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 ， 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 。 ”
本文插图
【对话张翎】
“我在书写我个人的疫城纪事”
红星新闻：疫情发生时 ， 你所在的城市情况如何？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
张翎：疫情爆发的时候 ， 我被困在我的故乡温州大约三个星期 。 在出行限制令期间 ， 我的生活和心境肯定受到影响 。
目前我在书写我个人的疫城纪事 ， 不是日记体 ， 而是一些基于个人体验和观察的散记 。 那段时间我在温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处于“乡人”和“外乡人”之间尴尬地位的外来人 ， 被困在一个社会关系被暂时切断的环境里 ， 在独自面对衣食住行各种实际难题时变得极为弱智和无助 。
我记录的是我一个人的“现场” ， 我在我的“第一线” 。 我暂时还没想在大家都有话说的时候急于发表——当年《余震》发表时 ， 离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
红星新闻：此前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引发了很热烈的讨论 ， 你是如何看待作家进行记录和创作的？
张翎：我觉得作家以个体经验记录一段个人视角的历史 ， 是给后世留下的珍贵财产 。 面对一种版本的个人记忆（比如方方日记） ， 无论它客观上拥有了多少读者 ， 我们都不该苛求它来全方位毫无偏差地反映全局——那是媒体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事 。
个体记忆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的个体性 ， 无数个这样的个人记忆版本汇集在一起 ， 就组成了一个大事件的群体记忆 。 假如没有个体 ， 不可能存在群体 。
红星新闻：平时你的生活和写作日常是怎样的？有没有养成什么独特的习惯？
张翎：自从十年前我辞去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成为自由作家之后 ， 我对时间的支配相对宽松自由了一些 ， 一年里除了待在家里读书写字之外 ， 还会安排多次旅行 。 也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 ， 公私结合 ， 陪伴我90岁的老母亲 ， 也做一些出书讲座之类的事情 ， 完成驻校作家的任务 。
旅行的时候 ， 日程是不定的；而在家的时候 ， 生活还是相对有规律的 ， 会花很多时间读书 。
假如处在写作计划中 ， 则会每天起床立刻上楼开始码字 ， 头也不梳 ， 床也不叠 ， 牙也不刷 ， 脸也不洗 ， 臭烘烘的一个黄脸婆 。 假如先生有慈悲之心 ， 就会给我端一杯咖啡一片烤面包 ， 否则我会呆到某个饥饿的时刻 ， 才停下来把早饭和午饭一起打发 。 午后困了就眯一眼 ， 醒来再写一两个小时 ， 隔一天去一次健身房 。 晚上就完全不务正业（或者说 ， 才开始正业） ， 那是看电影看书看戏玩手机和朋友扯闲篇的时间 ， 当然是指三观相似的人 ， 理念相差太远的人 ， 最好不进入任何讨论 ， 免得生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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