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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中国古代戏曲繁荣

【环球网文旅特约作者 米广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 民族文化融合始终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基本动力之一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戏曲 ， 其形成与发展也与民族文化融合这一要素息息相关 。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 ， 戏曲史上的黄金时期都处于民族文化融合特别充分、成熟的时期 。戏曲的繁荣兴盛往往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化同步 。
古代■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中国古代戏曲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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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曲发展的各个时期 ， 都可见到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子
【古代■民族文化融合促进中国古代戏曲繁荣】宋前是戏曲发展的孕育期 。原始社会以降各种戏剧因子和要素经过长期的互相溶渗、彼此吸收 ， 为综合性艺术戏曲的成熟壮大作了准备和铺垫 。歌舞是戏曲组成要素之一 。先秦时期北方部族（夏、商、周等）和南方部族（楚等）的歌舞都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 。职业艺人“优”的出现 ， 更强化了人物表演的色彩和功能 。据刘向《古列女传》载 ， 夏桀时就出现了“倡优” 。虽有论者认为此说不能据以为信史 ， 但《国语》中所记侏儒、戚施、优施等宫廷艺人 ， 当可资为据 。可以说 ， 至少在西周末 ， 优（或称倡优、俳优）就已出现 。
秦汉以后 ， 各种泛戏剧形态日益发展 ， 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的态势和规模也更为可观 。《史记·大宛传》记述汉武帝时安息曾献“黎轩善眩人”（即罗马杂技魔术演员） ， “角抵奇戏”便“自此始”；《汉书·张骞传》记载了汉代西域“角抵”、“奇戏”表演的情况；《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掸国“献乐及幻人”；《晋书·吕光传》也有关于龟兹一带“奇伎异戏”的载述；《周书·宣帝纪》载北周时国主“纵胡人乞寒 ， 用水浇沃为戏乐” 。这些史实反映了秦汉以来西域民族文化艺术对中原地区的巨大影响 。王国维综论戏曲起缘时说：“古之俳优 ， 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 ， 自汉以后 ， 则间演故事 ， 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 ， 实始于北齐 。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 ， 其与西域诸国 ， 交通频繁 ， 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 ， 皆于此时入中国 ， 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 ， 相承用之 ， 以迄于今 。此时外国剧戏（这一概念主要指西域戏剧 ， 同时涵括其他域外西方戏剧—作者注） ， 当与之俱入中国 。”宋代是戏曲走向成熟的时期 。西域民族和北方民族对此时的戏曲兴盛也有重要贡献 。《宋史·高昌传》所载“优戏”演出情况 ， 便是可靠见证 。
有学者认为 ， 十六国时期的北朝、五代辽金元和清代是历史上3个重要的民族文化融合时期 。但实际上 ， 民族文化融合贯穿中国古代史始终 ， 无论在统一大帝国时期如汉、唐 ， 还是在汉民族政权与其他民族并存相峙时期如夏、辽、宋、金、元 ， 只不过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 ， 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和清代确是戏曲得到长足、全面发展并出现蜕变、飞跃的时期 。据《太平御览》和《北齐书》可知 ， 十六国后赵石勒和北齐高欢都曾用优俳戏弄讽刺贪官 。这是唐参军戏之滥觞 。隋时九部乐为乐、清商、西凉、扶南、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 。从其名称看就可知多数来自四方其他民族 。据《通典》记载 ， 唐代贞观年间宴飨百官时 ， 奏十部乐 ， 所增为“先是伐高昌 ， 收其乐付太常 ， 至是增为十部伎” 。其中最重要的宴乐 ， 实即北周时龟兹人苏氏婆传入的“就龟兹律的‘五均’合‘七声’的三十五调采用其四音二十八调” 。含有戏剧表演因素较多、与戏剧演出形式最接近的唐代歌舞戏中 ， 《代面》“出于北齐”；《拨头》“出西域”；《踏摇娘》亦为北齐遗制 。这些带故事的歌舞戏是民族迁徙、融合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它促使戏曲从史前阶段向“真正之戏曲”迈进了一大步 。西域文化艺术对南朝也产生过显著影响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当时南方腊八逐除仪式中跳傩舞时“打细腰鼓 ， 戴胡公头” 。这“细腰鼓”和“胡公头”非传统傩舞所有 ， 当为传自西域的乐器和道具 。《晋书·乐志》和清人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记》都提到过“西方老胡文康”曾在南朝梁表演《上云乐》描写西域神仙变化之事 。它们足以证明六朝时西域艺术已影响至中国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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