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移植:六大器官 六台移植手术 六位危重患者获救( 二 )


一个庞大的医护专家团队很快集结完毕 , 里面有OPO(器官捐献协调员)、重症医学的专家 , 还包括麻醉、超声医学、检验、输血、病理、临床药学、护理等多学科的医护人员 , 百余名白衣战士就这样被挡在了命悬一线的患者和死神之间 。
“新冠肺炎疫情下完成多个器官的移植手术 , 确实是一次巨大挑战 。 ”浙大二院副院长黄建表示 , 医院构建了非常强大的防控体系 , 一边严防死守 , 一边精准治疗 , “只要病人有需求 ,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 都要履行医疗救治的使命 。 ”
最严格的筛查 最难熬的等待
每一位患者进入浙大二院后 , 医院都会根据其病史将其送入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防护进行抢救 。 张先生紧急入院后 , 医院对病毒的防控也随之启动 , 前后对他进行了多次核酸检测 , 结果均为阴性 。 在张先生失去救治可能决定捐献器官后 , 医护人员仍每日对其进行核酸检测 , 予以单间隔离 , 时刻警惕着疫情风险 。
除了上述2位亟待换肺的患者 , 1位心衰患者、1位肝硬化患者和2位尿毒症患者也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 , 等待器官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 。 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严格筛查 。 黄曼解释说 , “这既是为了保护患者自身以及其他患者 , 也是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 。 ”患者在手术前必须经过几道关:医院专门为他们设计了入院线路 , 入院后先进入负压病房保护性隔离;同时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 , 检查临床症状 , 做胸部CT检查 , 每24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
最后一个赶到的 , 是肺衰竭的季先生 , 他一直在厦门一家医院里苦苦等待肺源 。 得到消息 , 他和家属决定以最快的时间赶来手术 。 然而 , 无论是飞机还是高铁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然增加暴露的风险 。 为此 , 浙大二院的医生一边请厦门的同行启动对他的核酸检测 , 同时建议季先生直接乘坐救护车 , 跨省转运抵达杭州的医院 。
6个奄奄一息的患者到齐了 , 更大的难题摆在医生面前 。 新冠病毒行踪不明 , 可能在人体内长期潜伏 , 也可能在核酸检测时暂时“隐形” , 必须等待一段时间 , 它才会露出马脚 。 然而 , 患者都等不得了 , 他们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更让人担心的是 , 捐献者的器官已经在机器的辅助下超长“待机”10多天了 , 黄曼每时每刻都在担心 , 供体一旦出现任何偏差 , 关系的都是一个患者的生与死 。
在绕不开的等待期 , 既要帮患者调整到最佳手术状态 , 又要保护捐献者的器官 , 能在移植中发挥最大的价值 , ICU“大管家”黄曼自始至终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
刚刚离去的捐献者的肝肾功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急性损伤 , 因为抢救时采用了气管插管 , 肺部很容易合并感染 , 维护起来非常困难 ,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 , 什么时候可以做移植手术 , 什么人需要做 , 会用到什么器官等 。 ”面对许多未知 , 黄曼冷静地对供体实行肾脏替代治疗 , 进行容量管理 , 稳定内环境 , 并辅以护肝、补充白蛋白、抗感染治疗 。
手术前两天 , 有几个等待的患者病情状况恶化 , 主刀的医生找到黄曼问 , 能不能再早一点手术 。 黄曼想了想回答:“能再给我48小时吗?”她希望利用这两天时间 , 一方面再让受体进行一次核酸排查 , 另一方面尽量让器官功能再好转一些 。
权衡管理各个器官的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器官之间的需求有差异甚至有冲突 。 黄曼说 , 比如肺需要的水分要少一点 , 可肝脏则需要多一点 , 其中一个出现问题 , 整个内环境就会不稳定 , “我要保证全器官都能用 。 ”为此她和团队成员必须24小时不间断地精确监控每个器官的液体控制 。
如她预料的 , 两天后 , 受损的脏器功能出现了逆转 , 临床指标较之前更好了 , 黄曼松了一口气 , “我尽全力扛住压力 , 就是希望能维护患者的最大权益 。 ”
而对新冠病毒的筛查一直持续到手术床上 。 2月27日早上8点15分 , 6大器官的6台移植手术同时展开 。 医生对不同患者、不同手术分别制订了防控流程 。 从患者到家属 , 再到所有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都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筛查 , 确保万无一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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