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显得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 二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这就是诗经《秦风》里的。我想起来，当年南联盟大使馆游行的时候，中文系的同学写的标语就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物理系写了一句“打倒北约” ，生物系写了一句“血债血还” 。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有文化就是“与子同袍” ，没文化就是“武汉加油” 。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日本文字里的汉字，有点像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之于拉丁文的关系，是一种文字源头。与日本不同，韩国的谚文纯用表音符号，不使用汉字。但韩国的典籍均以汉字书写。所以在日本、韩国，研究本国历史，不懂汉字完全无从下手。为什么我们不懂这些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化教育要说没有吧，那不符合事实。要说有吧，那也挺半吊子的。文言文比例大约占三成最多四成，相比台湾、香港而言，那是大大不如，台湾文言文占比是七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港台人民的用词比较“雅” ，那是有原因的。别的不说，我记得当年连战登陆，给中国新闻界送了两个词，一个是“履新” ，一个是“福祉” ，后来都用滥了。

我们经历过两次的语言革新，所谓革新，也未必是新，只是另一种东西而已。一次是五四，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有一次过渡。号称砸烂孔家店，口号叫得爽，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确抛弃了不少东西。比如做旧诗这种事，过去是学生们的基本功啊，但是五四以后，做旧诗成为遗老遗少的事儿。胡适拿新诗恶心黄侃，黄侃拿旧诗恶心胡适，段子很多。为什么我们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学术大师，乃是因为中西兼通的缘故。现在的一些学者， “西学”说“通”的太难，因为“西学”的专业化程度在过去一百年中越来越高，皓首穷经也未必能说通。 “中学”说“通”的那则更难，很多学者的论文，错别字连篇，语法错得感人。至于诗歌，除了现代诗之外，当代中国人要做旧体诗，一概都是“老干部体” 。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平水韵的七阳韵，写生活小康的诗。这是康熙老师写的：山左编氓闲且乐，畿南黎庶喜而康。我们老干部会这样写：生活天天在变样，齐心合力奔小康。当然康熙老师这句也不入时人法眼，但比今天的老干部体还是好一些。第二回革新，我认为是简体字代替繁体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已经发表了十多年，但没人当回事，而且那时候从体制内诞生出了一套体制语言，即所谓的“新话” ，掌握新话才有在体制内生存的能力。新话系统使用至今，以至于离开这套话语，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讲话。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你是给武汉捐助救灾物资的一位执行者，你在包装箱上写了八个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领导看见了，会直接骂你：“你特么神经病吗？写这个干嘛？应该写武汉加油，还要加一个大感叹号。 ” 为什么不能用这八个字？因为这八个字不在那一套新话系统里面。这就超出了一位领导干部的思维边界。超出思维边界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不可控的，是不可以使用的。领导还要问你：你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做到？所以，你只能写个“武汉加油” 。到底文化是什么？有时候吧，我觉得，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比如黄遵宪、薛福成、冯桂芬这批中国人，和五四运动后那批中国人，很不一样。五四后，胡适、钱玄同、梅光迪这批中国人，和文革后的那批中国人，也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但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失去了同一性。换句话说，这是不同性质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被改变了。判断一个族群的共同特征，首先当然是从语言上去考察。如今，我们使用的语言，与黄遵宪的语言不同，与钱玄同的语言不同，虽然表面看上去都是方块字，但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了。我们当代中国人是“新的中国人”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语言不是古典中国和近代中国的语言了，是一套完整的、有指挥功能的新语言。

为什么语言如此重要，因为人类的思考是要依赖语言的。你掌握的语言、词汇、概念、定义有多丰富，你的思维就有多丰富，能够到达别人无法到达的边界和境界。在一切被管制的情境中，唯有思维是真正自由的，然而，恰恰因为其是自由的，所以要从根本上确立思维的边界，那就只能通过语言来确立。你想不到这句唐诗，那不过是因为你没有读过而已，所以写不出来那样的话，也想不到。同样，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你不掌握那些新词汇新概念是什么意思，自然无助于思考。思维自由会带来很多美好的创造。去过日本的读者应该都看到过，日本的汉字字体非常丰富，很好看，很多店的店招字体都很诱人，一看就是经过设计的。我们这边就一水儿的黑体字。从美感上，多元自由的各自努力肯定是超过整齐划一的集中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