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难过山海关：东北到底有没有救？

东北新经济如何破局与深圳、上海等地区相比，东北地区面临深重的计划经济遗产，但是东北地区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未能有效回应动能转换与经济增量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尽管中央为东北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东北地区也有良好的人才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投入与制度环境，东北地区的增量改革与发展遗产转换陷入僵局。

总体而言，东北振兴战略仍然在维持旧产业以及扩大旧产业的规模上大作文章，纵便有新动能的萌芽从旧产业的格局中冒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环境，一旦遭遇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即寸步难行。这也就使得东北的经济发展长期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同时，政企关系的盘根错节与行政腐败，以及“走马灯”式的官员任期，都进一步加剧了东北发展的制度性困境。面向未来，只有在多元矛盾叠加的困境下逐一突破，方可实现东北经济的成功破局。在这个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时代，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智能制造正在为传统产业提供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潜意识里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原则——即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决老问题——在东北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的战略在推进中面临着四个难以绕过的主要矛盾：在当前阶段，东北到底是把主要投入用来发展新产业，还是用来维持旧产业？东北到底是应该等着在发展中解决老问题，还是马上与时俱进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到底是企业还是政府？“走马灯”式的官员任期能否支撑政府推动任务艰巨的改革？增量改革、动能转换与东北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采取双轨制的方式进行渐进式改革。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经济中没有自生能力，在转型初期，政府必须为企业继续提供补贴以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也应该与时俱进地逐渐加快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向内外资放开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资源投入少，一旦放开就能快速地发展起来，进而为旧经济结构向市场化迈进提供转轨的支撑条件。这种增量式改革既能够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对最小化，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可以利用新增量带来的新动能，为消化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负担提供物质保证。然而，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解决遗留问题的原则在实践中能否成功，与发展新经济结构时能否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其产品能否迅速找到新市场，以及其运作能否有新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直接相关。例如，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从无到有，在一张白纸上画新的图画。它从诞生起就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充分利用外资发展“三来一补” ，并由外资负责国际市场的销售。

另一方面，外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市场，而且还有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制度。只要特区政府在不同阶段根据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来建设基础设施，并确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各种新制度，新经济结构很快就成为新动能，变成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杭州的情况与深圳在大的方面很相似。改革开放以前杭州由于地处沿海前线，国家出于国防战略的考虑投入有限，因此杭州的计划经济遗产也很弱。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杭州无论是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是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并不突出。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遗产较弱，杭州和浙江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杭州经济与浙江经济的发展一直主要受国内市场的驱动，这一点从浙江是市场大省，有众多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就可窥见一斑。在这样的地方，建立为新经济结构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相对比较容易。由此产生的快速资本积累反过来更大地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把沈阳与上海进行比较最有意义。沈阳与上海都是计划经济的重镇，而上海在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上海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大，它在转型初期的负担与沈阳相比不相上下，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然而，当中央在1990年做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后，上海与沈阳开始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上海要发展的新经济结构，即金融、航运、贸易和物流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基础很弱。当上海决定将自身打造成这四方面的国际中心之后，资本投入，既来自中央政府，更来自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