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如此热爱补肾、补脑、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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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台湾“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代表著作《一个被放弃的选择》《自由的所以然》

对当代国人来说，强身健体是一个很普通的观念，我们对各种医疗保健广告也习以为常。但是，回溯到百年之前，这些观念却经历了传统与西化势力的交互激荡。近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先生出版了《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一书，谈及身体观的转型。趁黄先生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学之际，我们请他谈了谈相关话题。

在新文化史兴起后，性别史成为一个新兴领域，然而多数作品集中于女性史，男性史作品并不多，您的这部作品着眼点是什么？与女性史相比，男性史写作有什么异同？黄克武：因为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父权宰制下的男女不平等，历史研究也深受此影响。过去的性别研究认为女性的历史被遮蔽或者歪曲了，所以很多人都着力于挖掘女性史，注重女性在历史上的活动和特质。其实，男性史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不能把男性的历史当成普遍的历史，它也有特殊之处。男性史研究除了要注意男性的主体性之外，我觉得男性史与女性史的写作有很大的重叠性，两者都要从性别关系的角度来谈。过去一部分的女性史研究，光从女性来谈女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而男性的历史，大家虽然知道得不少，但有关身体与情欲的特点为何、传统到现代有何变化、男性气概的塑造如何受到历史与文化影响等，仍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传统的历史学家，一般不处理人类的情绪、情感、身体这一块内容，他们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或者是人类普遍性的反应而缺乏变化，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他们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还可以接受，但再进一步，去谈情欲、身体的历史，他们就比较难以接受了。文化史兴起后，身体史研究变多了，但情绪史、情感史、心态史还是要到法国的年鉴学派之后才被注意。我是从明清时代的笑话谈起的，比如研究《笑林广记》《镜花缘》、明清俗曲《白雪遗音》、艳情小说《肉蒲团》等文本中的笑话，特别是和身体、情欲相关的笑话，从而来看传统的身体观和士庶心态是怎样的，身体和幽默的结合（即言不亵不笑）又是怎样的。

过去历史学往往强调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将文史割裂开来，我希望把文史打通，其实在中国传统中文史原本是不分的。我在这一本书中即尝试用文学史料、视觉史料来谈心态史、文化史，对此有些学者颇不以为然，认为我剑走偏锋。然而我觉得首先身体与情欲的课题有其重要性，值得从心态史的角度来挖掘，其次如果史料应用得当，能打通文史、探骊得珠，则并无不妥，反而能看到一些独特的历史面向。例如明清的黄色笑话反映出特定时空下的幽默感；艳情小说之中有大量夹杂了现实与想象的性爱描写，则可以了解身体观与情欲想象的多样性。这些历史的面向在属于“严肃论域”的文本之中十分罕见。那么在古代中国，人们的身体观是怎样的，儒释道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身体观有什么异同？黄克武：我认为，儒释道三教合流，都构成礼教的一个部分：儒家的家庭和伦理观念、道家的养生观念、佛教的果报观念。这三块内容基本上构成了礼教的核心，共同控制着人们心灵上和身体上的情欲展现。

三教合流如果我们把礼教与情欲看成两股力量，那么礼教的伸张往往会造成对情欲的压抑，而如果压抑过强又会形成情欲的反扑。所以，传统身体观实际上是处于礼教与情欲之间的张力状态。传统意义上的修身，其实也牵涉自我对情欲的管控。比如杨天石先生研究蒋介石的日记，反复看到他年轻时在天理与人欲方面的挣扎。明清艳情小书的流行，也可以看成是针对宋明理学严格管束情欲之反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明清的艳情小说、性笑话等，一方面声称要放浪形骸、突破礼教，另一方面又受到礼教的束缚，它们的放浪是礼教束缚下的放浪。这也是我在书中所说的“社会安全瓣”的一个功能。这些文本以略为开放的言说空间，适度地纾解礼教对情欲的压抑，藉此来维系现实秩序的运作。这样一来，情色书写与礼教管束实有相辅相成之处。同时，传统身体观跟道家关系很密切，道家提倡逍遥自在，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比如以导引、丹药、房中术等养生的方法来追求长生。在此观念影响下，男子的理想首先在追求“壮阳” ，因此迷恋阳具的粗大、有力与持久。壮阳的方法颇多，在食补方面可食用韭菜、龙眼汤或人参等，在药补方面则依赖各种药方，如“金枪不倒丸”、“海狗肾”等，以强身健体，补大阳具。其次有赖于男子对性技巧的掌握。这方面的艳情小说反映出传统“房中术”对情欲活动中“采”、“补”功能的看法。其观点或是以性活动为男女双方角力之战场，在此过程中男子应避免早泄、多泄，其理想是“多御女而少泄”、“采阴补阳”、“还精补脑” ，防止因遗泄过多而影响身体健康，此一观点与民初报刊医药广告中对“补肾”的追求与对“肾亏”、“遗精”的恐惧是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