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探戈，还有一帮“疯作家” 文学|作家|足球精神|探戈|小说

在20世纪，阿根廷和他周边的拉美国家一样，经历过独裁统治，经济崩溃，整个国家都在遭受贫困、民族独立、工人福利待遇等多种问题的撕扯。然而在阿根廷，人们的精神似乎并不愿意陷入到这种困境里。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经描述过拉美各国在20世纪的状况——“在哈瓦那：万物皆可起舞” ， “在墨西哥：给总统最低工资，让他了解人们的感受” ， “在里约热内卢：人要是害怕活着，就不会出生” ，而阿根廷则变成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好我，所以把饣吃了” 。

谈及阿根廷作家，基本都是如下这种德性：自幼嗜书写作，通两三种语言，成天厮混于书店或图书馆，对宇宙、时间、数学这些话题有着莫名其妙的浓厚兴趣，写起小说来天马行空。

尽管那里也有一批立足现实的写作者，如爱德华多·萨切里，马丁·卡帕罗斯等等，可在文学成就上，他们无法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塞萨尔·艾拉等人相提并论。后者们其实也有强硬的政治立场，但那似乎只能充当发表在报纸上的小匕首，在写小说时，他们从不让这些现实因素浸染故事的氛围。阅读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时，了解背后的历史场景是必要的，但面对阿根廷文学时，即便对高乔史诗和庇隆主义一无所知，也不会对理解一部作品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让阿根廷文学具备了某种奇特的辨识度。它们总能以最飘逸的方式唤醒读者的想象力，热情华丽的文化氛围以及它在20世纪孕育出的幻想浪潮，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人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压抑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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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12版

撰文 | 黄韵颐

十九世纪先声

怪谈、志异、伪科幻

「新京报」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探戈，还有一帮“疯作家”。布宜诺斯艾利斯永远不缺奇闻轶事。从博尔赫斯到科塔萨尔，再到几代后的塞萨尔·艾拉，阿根廷文学似乎总笼罩在一种奇异的幻想氛围中。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埃内斯托·萨瓦托曾借笔下人物之口感叹，阿根廷幻想文学的质量和重要性令人颇为惊奇。胡里奥·科塔萨尔则摊手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拉普拉塔河流域如此盛产幻想文学作者。当代阿根廷作家安娜·玛利亚·舒阿更直接声称：“很大程度上，阿根廷文学就是幻想文学。 ”

舒阿的断言或显夸张，毕竟纵观二十世纪阿根廷文学史，幻想文学的确也只是文学传统中的一支。与之相对，另一支更为“现实主义”的潮流一直存在，强调关注现实、批判社会、反思历史。罗贝托·阿尔特、埃内斯托·萨瓦托、曼努埃尔·普伊格、里卡多·皮格利亚等诸多同样声名在外的阿根廷作家，较之幻想文学的脉络，他们更贴近这一侧。其中一些作家甚至明确反对文学创作过分沉浸于幻想的倾向，认为它等同于逃避现实，甚至有不道德之虞。

但客观而言，幻想与游戏的确是阿根廷及其所在的拉普拉塔河流域文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幻想小说在阿根廷文学中不仅比重不小，且历史源远流长——这条传统在十九世纪就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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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探戈，还有一帮“疯作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在十九世纪的阿根廷，表现地区特色、细致描画当地风土人情的地域主义和风俗主义，以及聚焦潘帕斯草原上高乔牧民生活的高乔文学仍占据文学主流，但某些作家，如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爱德华多·拉迪斯劳·霍姆伯格等，已开始在短篇小说中构造神奇的想象世界。他们的幻想小说表现出霍夫曼和爱伦·坡作品的痕迹，悬疑、恐怖色彩浓重，同时受到时兴的唯灵论和精神病理学影响，热衷于表现自然和心理的反常现象，整体近乎怪谈志异或“伪科幻”小说。

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热衷寻求科学解释的实证主义的兴盛为这些作品披上一层类似“科幻”的外衣，如霍姆伯格在《奥拉西奥·卡利邦或机器人》里制作精良的人偶，人类在它们面前产生对存在真实性的思考与焦虑。另一方面，幻想故事中的世界又被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在霍姆伯格的另一部小说《奈莉》中，情人间的心电感应竟能跨越距离与生死。

而在卢贡内斯笔下，这种神秘氛围有时还会染上现代主义的感伤色彩，幻想元素融于永恒的悲伤爱情主题。他的短篇《一只蝴蝶？》便是一例：一对相爱的表兄妹因女孩儿要去法国上学伤心分离，两人分开以后，男孩爱上捕蝶，因沉迷于这项新爱好而渐渐忘记了女孩。某天，他捉到一只心悦的蓝斑白蝴蝶，想将它钉成标本，蝴蝶却挣扎数天不肯死去，原先美丽的鳞粉也逐渐脱落消失。末了，男孩失望地将蝴蝶放走，看它消失在风里。而在遥远的法国，女孩则陷入抑郁，愈发苍白虚弱，终于有一天在小床上神秘地死去，胸口与背部赫然是与蝴蝶同样的伤痕。

二十世纪

幻想万花筒

如果说幻想小说在十九世纪的阿根廷尚属星星之火，那么到了二十世纪，这一文类终于不再限于几个名字下的几部作品，在阿根廷真正形成了燎原之势。

新世纪的阿根廷文学寻求对传统的反叛，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传统的“现实”与“现实主义”概念受到质疑，许多小说家不满于仅做生活忠实的记录者与抄写员，意图与“小说等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观念决裂，致力于探索另一种观照与表现现实的新方式。适逢其时，欧洲传来了新的作品与流派，为阿根廷作家们提供可供参考的楷模和激发灵感的素材：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成为重要的影响源头，推动创作者们以新的方式表现时间与记忆，更多地关注内在的心理现实；二十世纪初西欧兴起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传入则激发了文学形式的革新，拓展了小说的想象空间。

与此同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令新世纪的阿根廷小说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阿根廷——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多样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共有数百万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徙居阿根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选择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目的地。

至193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国人口比例高达36% 。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交往、通婚，文化习俗与传统彼此交融，阿根廷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熔炉。与此同时，欧洲对东方文学、哲学、历史作品的翻译也为小说家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想象素材，如卡尔·弗里德里希·纽曼1831年翻译的英文版《靖海氛记》、弗兰茨·库恩1932年翻译的德文版《红楼梦》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博尔赫斯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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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耸立的白色方尖碑，是城市地标性的存在。似乎游客不在硕大的两个字母和方尖碑处拍照，就不算来过这里。

受先锋派潮流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的阿根廷文坛出现倾向相异的两个派别：佛罗里达派（Grupo de Florida）和博埃多派（Grupo de Boedo）。两派分别以《马丁·费耶罗》杂志和《明晰》杂志为中心，都表现出明显的先锋色彩，区别在于前者更偏精英视角，关注艺术形式的革新，后者则持鲜明的左翼立场，主张文艺应贴近社会现实，尤其应关心社会底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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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杂志

博尔赫斯虽然当时未将自己归入其中特定一方，其艺术追求却更贴近佛罗里达派一脉。他一度为《马丁·费耶罗》杂志撰稿，之后便转战女作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创立的《南方》杂志，并由此结识后来的友人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和西尔维娜·奥坎波。

自30年代至70年代，三人先后创作了大量带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且风格有相似之处：智力型的精巧建构，知识分子的博学。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还都是侦探小说重度爱好者，热衷于将探案解谜元素融入自己的幻想小说。另外，三人还一起编纂了《幻想文学选集》，选集收录的幻想小说跨越不同时期与国家，对这一类型地位的巩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日后许多阿根廷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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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菲耶罗》杂志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方面，古巴革命的胜利在拉美左派间激起高涨的乐观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冷战态势加剧，军政府独裁政权在拉美国家先后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丁美洲文学进入了所谓“文学爆炸”的繁荣时期

（事实上， “爆炸”这一说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因其暗含的贬义——“爆炸”当然无法长久——而被许多拉美作家抵制，因此绝非最合宜的形容，但鉴于它已被文学史广泛采用，姑且将其用作这一时期的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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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0年代到70年代，庇隆政府与军政府不断交替掌权。 1976年，军人再次建立独裁政府、豪尔赫·魏地拉将军上台后，阿根廷进入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直至1983年的选举，魏地拉的独裁政权方告终结。这一时期的阿根廷文坛以反映社会历史现实的作品为主。

但随着民主政府的重新建立，社会局势逐渐恢复正常，也有部分新生代作家继承以博尔赫斯与科塔萨尔为代表的幻想文学传统，以丰沛想象力探索现实以外的维度，其中在出版界最为成功的便是1949年出生的塞萨尔·艾拉。艾拉风格与两位前辈大相径庭，更为大胆、夸张、不受束缚，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接受极限。他的作品多创作于世纪之交，正是大众媒体影响与日俱增的时期，电视节目、肥皂剧时常构成他小说中人物生活场景的一部分。

新幻想的可能性

艾拉之后，新一代作家继续探索幻想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承袭博尔赫斯对数学与幻想的糅合，萨曼莎·施维伯林重新挖掘幻想奇异外表下隐藏的恐怖，巴勃罗·卡查德希安则将幻想中的荒诞元素推至极端……这份名单难以穷尽，但大致反映出这一文学传统在阿根廷仍经久不衰。

从博尔赫斯的知识分子幻想，到科塔萨尔的日常便携式幻想，再到艾拉的坎普式“俗”幻想，阿根廷的幻想小说愈来愈与生活不分彼此，世界可以在想象与真实两端间自由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