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知情不报”的心理社工要负责吗？( 四 ) 日前

但根据前述大法官论述的原理，章莹颖案中的两名心理社工，同样负有采取合理的注意义务来保护潜在的受害者，譬如通知警方加强对克里斯滕森的监控，提醒克里斯滕森妻子或父母加强看护管理。如果两名社工这样做，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遗憾的是，两名社工什么也没有做。

当然，法院判决才能最终定制纷争，还需要我们耐心等待。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冲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同样存在。《精神卫生法》第4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外。 ”《医师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仅规定：“医师发现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 。若依据上述规定，医师只有在发现精神障碍患者有已经发生的伤害事件有所有关联，才能依照规定进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