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知情不报”的心理社工要负责吗？( 三 ) 日前

被告称：医师与病人之间有一种忠诚的保密义务。如果医师将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措施公开，他就违反了这种忠实的保密义务。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上述保密义务至关重要，但是需要衡量病人隐私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大法官进一步指出美国《证据法》第1024节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医师有理由得知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状况对他自己、对他人或者对他们的财产现在危险性的时候，他就有公开有关信息的义务，由此来防止威胁和危险。 ”同样，《美国医学会伦理原则》第9节规定，在保护医师与病人秘密交流的同时，更要保护其他公民和社会的公共幸福。

大法官的结论是， “公共危险的开始，便是个人隐私及其保护的结束” ，医师不仅对病人负有保密义务，同样对潜在的受害者负有注意义务。

章莹颖案和Tarasoff案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两名社工和莫尔医师一样接触到个“个人精神和心理状态”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在高度重视隐私保护的美国，毫无疑问，两名员工负有类似Tarasoff案中那样的“保密义务” 。最大不同在于，两名社工无法向Tarasoff案的被告那样准确地判断病人会对谁实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