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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丨媒体应如何建构高知女性形象( 二 )


首先，“人才”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科研成就、创新创业两类报道中 。在科研成就的报道中，聚焦于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科研实践、主动承担科研重任，及对比呈现其他同事群体科研中的知难而退等，来表现高知女性成才、取得科研成就背后的智慧与担当 。在创新创业的报道中，高知女性群体往往是弃高薪、远离科研岗位而去自主创业 。
其次，“工匠”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基层工作事迹的报道中 。此类报道重在呈现高知女性深入基层、坚守岗位，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当地群众，或献身于当地科研事业的事迹 。分析发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正面报道中，多数新闻的社会背景均与科技创新、基层建设、扶贫创收等主流价值观念相关联，均采用通讯或新闻特写的形式进行报道，这样一种技巧策略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工匠”话语的生产，从而强化高知女性群体智慧/进取、敬业/奉献的正面形象 。
在中性报道（36.9%）、负面报道（35.2%）中，则是展现高知女性群体作为“受难群体”遭受社会公共生活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排斥、伤害等，或作为“另类群体”做出种种带有负面意义的行为、带有某些负面品性等，这其中所生产的话语是“受难”“另类” 。
就“受难”话语的生产而言，受难是新闻叙事的主要情节，具体体现在婚恋就业难、遭遇社会诈骗、校园性骚扰三类报道中 。
首先，是高知女性群体婚恋难、就业难 。在婚恋难的报道中，婚恋难问题有着不同的因果关系建构，一类归因为高知女性群体因20余年的求学经历与长期的科研专注，年纪大、交友面窄使其被迫成为大龄剩女；另一类则归因于高知女性“男高女低”的传统求偶观，其按照学历来进行配偶的选择，使得许多男性群体对其望而却步 。此类新闻叙事中为了凸显高知女性婚恋的“难”，将其与其他知识女性（女大学生、女硕士）婚恋的“易”进行对比，以及展现一些高知女性“自带论文/课题做嫁妆”“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的戏剧化行为 。在就业难的报道中，新闻报道常展现高知女性难以协调好工作与家庭间关系的一面 。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高知女性作为晚婚晚育群体在就业工作中常被问到婚育计划、二孩计划，并因此遭受用人单位的就业工作歧视 。有报道甚至直接援引高知女性自述“女博士的竞争力不如某些名校男本科生”，来表现高知女性就业难的问题 。
其次，是高知女性群体遭遇社会诈骗，典型的例子有，高知女性遭受电信诈骗、网恋被骗、中介发文被骗、保险被骗等 。此类新闻报道中重在展现高知女性因缺乏生活常识与防骗经验，而被他人骗取大量钱财；一些报道中甚至将骗子的低学历与高知女性的高学历进行对比呈现，无形之中表现出高知女性群体愚昧无知的一面 。但实际上社会群体中老年人是遭遇社会诈骗最多的群体，在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中高知女性也成为这样一类人群，实则将高知女性中的个案特例泛化为群体的普遍问题 。
再次，是高知女性群体遭遇校园性骚扰 。报道通过聚焦于高知女性遭受校园性骚扰的细节，来强化其作为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伤害 。概而言之，负面报道中“受难”话语的生产，是将高知女性群体再现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与其高学历的精英身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建构其弱势/愚昧的群体形象 。
就“另类”话语的生产而言，另类是新闻报道中的主要情节，相关报道可分为：违规犯错、患病率高两类 。首先，在违规犯错的报道中，聚焦于高知女性群体论文抄袭、代人考试、违规打人等负面行为 。其次，在患病率高的报道中，癌症等疾病似乎经常光顾高知女性群体，相关报道高达12篇之多，远高于高知男性群体的患病率 。媒体的议程设置与新闻价值选择，使得高知女性患病也成为了新闻卖点之一，无形之中放大了高知女性群体的患病概率 。
媒体应担负“社会协调”职能
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一经媒介定型，也就成为了社会关系维系、社会价值判断的标准之一 。在“受难”“另类”的媒介形象中，高知女性群体既不同于男博士的德才兼备，也不同于一般女性群体的温柔贤惠，呈现出群体分化的趋势，影响其与社会群体间的交往 。而这对于社会性别秩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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