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张济洲 |“高考工厂”背后的阶层焦虑与机会公平( 三 )


但是 , 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的分布极不均衡 , 在高校所在地的招生人数较 多 。 如2009年上海生源考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值的53倍 , 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 2011年北京大学录取数据显示 , 每万名考生升入北京大学的比例北京为52.5 , 安徽仅为1.27 , 贵州仅为1.48 , 北京考生升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安徽的41.3倍、贵州的35.5倍 。 这样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使高校较多的大城市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名校 。
上海于2000年率先实施高考自主命题 , 打破了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 。 分省命题相继在多省份实施 。 这一改革举措体现了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课程改革思路 , 但并未充分解决按地域招生带来的城乡不公平 , 甚至会加大地域之间的不平等 。 自主命题只是从本省挑选命题人员 , 相较于全国命题 , 命题人员与学校教师有较大的互动概率 。 近两年有省市反映 , 城市中学高考题押中率增高 , 自主命题的城乡高考信息占有量不对称直接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 , 对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 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也较别国更为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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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台的高考加分制度 , 规定特长生、三好学生、少数民族等在高考中有获得加分的权力 , 这有助于鼓励个性发展 , 破除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 。 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却逐步异化为学生家庭资本的较量 , 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很早就为孩子打通门路 , 使孩子在学校评优过程中取胜 。 新闻媒体曾多次披露优势阶层 暗箱操作 , 为子女变更民族身份、伪造体育特长生和获奖身份等获得高考加分的事件 , 相比之下 , 农村及社会底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则很难获得评优加分 。 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对愈演愈烈应试教育的修正和补充 , 但是逐步变成优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剥夺的利器 。
高考保送制度一度被称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 , 一些社会优势阶层通过各类资本交换攫取保送名额 , 使得保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异化为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 , 保护某些优势阶层子女利益 , 剥夺社会底层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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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应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是关系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 对于文化资本及社会阶层背景存在明显差异的广大学生和家长来说 , 高考招生和命题方式的改革与他们休戚相关 。
2014年时 , 高考制度进行了改革 , 浙江省和上海市率先成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 , 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价值导向 , 改变唯分数论的录取标准 , 增强人才选拔的多元化 。 但是高考录取标准的多样性是否会损害高考公平性呢 , 对于社会低阶层子女来说 , 分数是他们可以在教育竞争中获胜的唯一途径 。 但是当前社会人情和关系仍然存在 , 金钱和权势可能侵入高考招生 , 高考承载广大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期望 , 无论如何改革 , 都应该坚守其公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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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社会学家曹诗弟在山东邹平田野调查时发现 , 农村学生和家长倾向反对对传统高考招生进行改革 。 安德鲁·基普尼斯曾指出:“一个更狭窄的、考试导向的、以记忆为基础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制度 , 看起来可能是给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最大机会 。 ”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及高考招生与命题方式改革 , 是从教育文化发达的大城市发起的 , 在城市精英的知识语境中 , 批评高考选拔标准偏重记忆 , 缺乏想象力 , 命题呆板 , 缺乏创造性 , 这些批评无疑是合理的 。 但是加大高考试题的灵活性、开放性 , 是不是可能损害农村学生的利益呢?在以前侧重考察学生记忆力的情形下 , 刻苦读书和死记硬背可能提高学生高考成绩 , 然而当高考注重考察学生想象、思维和创新性等素质的时候 , 农村孩子和社会底层子女因其视野狭窄 , 知识面局限于书本 , 学习方式呆板等因素影响 , 根本无法与城市孩子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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