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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理论上能否替代供需价格机制，实现计划经济始终无法实现的经济目标( 四 )


格卢什科夫需要盟友并肩，以保证苏联互联网的存续，但是会议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空着的两个椅子是给一位重要的部长人物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也是OGAS项目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显然，他们对于部门之间的冲突选择了回避而非面对。
戈尔布佐夫成功说服了政治局，他认为OGAS项目为计划经济所规划的最佳模型管理信息流太长远，体量太庞大。委员会“弃暗投明”，认为支持戈尔布佐夫比较稳妥，OAGS项目还是胎死腹中为妙，下一个十年再考虑不迟。
前苏联首个半导体通用控制计算机的“Dnepr”，由维克多·格卢什科夫和柏瑞思·马利诺夫斯基的领导下进行设计（乌克兰科学研究院，1958-1960）并在基辅展出。
使OGAS项目夭折的原因同苏联解体的原因类似——即不通过正式制度决策，这很令人惊讶。各怀鬼胎的部长、跟风而动的官僚、紧张的工厂管理者、困惑的工人们甚至其他的经济改革者都反对OGAS项目，但全是出于他们一己私利。失去了国家的资金支持和监督，国家网络项目在70年代和80年代间散成几块，而后更分散成数百个孤立不可互操作的工厂局域网控制系统。自然，电子社会主义也随之飘散了。苏联没有互联网的这一结果，不是因为它太僵化或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太过浮躁，其中的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
由于国家资金得到了良好监管，研究的环境也很和谐，第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得以在美国扎根，而与此同时，苏联的网络只能垂死挣扎，无序的竞争和政客们的内讧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实在讽刺。幸亏资本家们表现得像共同合作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让社会主义者们像资本家一样行事，全球第一个计算机网络才得以建立。
苏联互联网的命运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警告，现代互联网不应步其后尘。而在今天，“互联网”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其对信息自由、民主和商业的促进效益正在严重减弱。国家和企业正在想尽办法填充互联网的每个角落，即使歌手普林斯（曾公开发表声明称“互联网已经完蛋了”）和美联社（曾告诫公众适当远离互联网）不发声，无处不在的应用程序更像一个只供使用者浏览的带围墙花园，而不是公共浏览器一类的的共享空间。内部戒严的防火墙（如Facebook和某国防火墙）会吞噬不合标准的链接（如本文原网站AEON）。法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莫不如此，他们渴望国际化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的分配，好对其国民执行自己的法规。事实上，数百个非互联网网络已经在一些公司和国家里运作了几十年。计算网络的未来，毫无疑问地会指向一个统一的互联网，同时也会涵盖众多相异的在线生态系统。
也就是说，历史总是相似的，具有20世纪特征的多个现代国家都想让自己国家的网络在国际上出彩。在冷战这出大戏中，“苏联不联网”（Soviet nyetworking）或者历史学家萨拉瓦·格洛维奇（Slava Gerovitch）冠名的“苏维埃不联网”（Soviet InterNyet），都能够让我们瞥见那个时代的景象，也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的1.0版本。权衡历史和对未来的预测，只有一个互联网的观点可能站不住脚，考虑到对冷战的讽刺是本文的核心——合作的资本家竟然胜过了竞争的社会主义者（苏联往年的失败），也许我们不应该对互联网的未来感到太乐观。
上世纪80年代，当时很多苏联的孩子们都急于去公司或大学试验自己编写代码的技巧。（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嘲弄技术，认为那就是社会制造的耐用品，社会价值不得已嵌入其中。例如谷歌的PageRank算法（译者注：基于对网站的各方面进行评估，得出各个网站的权重）被认为是“民主的”，而那是因为在许多因素之中，它的链接（和外附的站点链接）就像投票，附加链接最多的页面自然排名最高。而今，互联网出现了自由、民主和商业的载体，部分原因是它在大众的想象中巩固了自己，就像西方的价值观在冷战之后大获全胜一样。苏联互联网生灭记也颠覆了拉图尔的格言：社会技术也只能存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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