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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理论上能否替代供需价格机制，实现计划经济始终无法实现的经济目标( 二 )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基洛夫
基洛夫体格不大，但极为聪敏，擅长数学，原为二战时期苏联红军。1952年，他在一处秘密军事图书馆接触到了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8年出版的著作《控制论》（Cybernetics），此书为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并介绍了战后科学中一种自我控制的信息系统。在两个主要科学家观点的支持下，基洛夫将“控制论”这个单词翻译成了一种强劲的俄语表达——基于电脑技术发展自主和信息传递的系统。对控制论的灵活解读意在使得苏联能够在技术武装下对国家进行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管理，这是对斯大林时期强人统治所导致的暴力和崇拜的一味解药。确实，也许控制论能够帮助确保不再出现下一个政治强人，因此投向技术治国之梦。
诺伯特·维纳和他发明的运动装置（用以实践控制论）——帕罗米拉（Palomilla）
1959年，基洛夫已经成为了秘密军事计算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计划国家经济，他将注意力投入到了“计算无穷数目的可靠处理能力”。信息协调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项目的困扰最为长久（苏联在1962年才发现，1959年的人口普查中出现的人工计算错误，使得整个人口数量被错估了400万），基洛夫在“红皮书信”里写下了他的想法，寄给格卢什科夫。他认为，为了计划经济，应该允许“民间人士”在夜间（军人休息时）使用功能强大的军用计算机进行计算，经济的计划者应该充分利用军用计算机的非日常时间实时调整人口统计问题，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在夜间对经济计划做出微调。他称他的军民国家计算机网络为经济自动化管理系统。
1959年4月，尤里·巴茨列夫斯基（苏联计算机发展部门副部长）在看过美国第一个串行电子管计算机IBM 705之后说：“这机子不错，不过我们国家的‘Strela’（由尤里·巴茨列夫斯基担任总设计师）也不赖。”
然而，在信送达格卢什科夫之前，基洛夫的军事监察者就将其截住了，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到愤怒，认为军方不应该将资源与国民计划经济共享，这些资源基洛夫绝对不敢说是落后于时代的。秘密军事法庭就此安排了对他的审判，基洛夫的党员身份被迅速剥夺，为期一年，同时他也被开除出了军队。国民网络计划自然也随之一同终止了。
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想法却被另一个科学家采纳，而此人在数十年后甚至与基洛夫结成了亲家，这位科学家便是上文提到的维克多·格卢什科夫。
格卢什科夫计划的全称叫做——能够自动收集处理信息以便计算、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苏联全境自动化系统。这一名称能够完全诠释其自身和格卢什科夫的庞大野心。全境自动化系统（OGAS）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962年，基于已有和即将新建的电话网线，其意在建立实时和远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最能说明其野心的是，你会发现它横跨了欧亚大陆，在布置严密的计划经济网上，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一个节点。国家和经济的网络结构都呈三层金字塔状层层递进，莫斯科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下连接着200个中等计算机中心，这些中等计算机中心分布在各个一线城市，每个中心其下连着两万个计算机终端，这些终端分布在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站点。
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摄于1979年
为了实现格卢什科夫伟大的构想，互联网的架构采取了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设计。也就是说，莫斯科能够明确知道谁获得了授权，任何一个被授权的使用者都能通过金字塔网络接触其他使用者——并且不需要来自母节点的首肯。格卢什科夫很清楚，他可以通过互联网高效获取各地情报。他用了许多时间思考实现互联网的数学问题，即使是在每天从家到莫斯科之间往返的火车上（他笑称基辅-莫斯科的火车是他的第二个家）。
OGAS项目在上世纪60年代晚期被许多国家官员和经济规划者所采纳，这些人想用它来解决那个困扰了苏联许久的难题：苏联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蓝图，但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就再没人清楚怎么实现共产主义了。对格卢什科夫而言，实现互联的计算机可能只是让国家向着作家弗朗西斯·斯布福德（Francis Spufford）描述的“红色充盈”时代前进的缓推器。这意味着从萧条脆弱的计划经济——配额、计划生产以及工业标准扭曲的纲要到中央集权的转变，国家能借此快速复兴。这个项目的意义不亚于迎来“电子化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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