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理论上能否替代供需价格机制，实现计划经济始终无法实现的经济目标( 三 )
苏联科幻小说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Strugatsky brothers）
这样的设定过于野心勃勃，它要求这些光荣而执着的人们必须自愿抛弃过去的思维方式。60年代的基辅（乌克兰首都）充满了这样的人，斯特鲁加茨基兄弟（著名苏联科幻小说家）们白天做心理医生，晚上写作科幻小说。在他们几公里之外的郊区，格卢什科夫主导落地了一个研究控制论的研究所，一干就是20年，从1962年开始，他招募了很多有雄心的年轻男女进入研究所，而当时研究所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格卢什科夫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致力于发展OGAS项目及其他服务苏联的控制论项目，比如一个能够支持线上虚拟货币分类流通的电子经济体系——这不过是60年代早期。由于引用马克思的话在论战中压到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护者，格卢什科夫一举成名，他将他的创新描述为马克思预言的忠实履行——一个去货币化的社会主义未来。不幸的是，1962年提出的电子货币设想只激起了一些负面的焦虑，并未得到委员会批准。但是，他宏伟的经济网络项目依然坚挺。
控制论者们构思出一种模拟神经网络体系来帮助苏联经济，借助于基辅研究出的其他创新计算理论，这种借鉴与大脑神经的功能机制而诞生的体系允许电脑个体之间的相互干涉。比如说，为了冲破所谓的冯·诺依曼瓶颈（限制了计算机中可转换数据的数量），格卢什科夫的团队提出了“宏观管道处理”（macro-piping processing），这一设想基于人脑中许多突触能同时发射信号的机制。除了数不清的大型计算机项目，其他理论模型还包括自动化理论、无纸化办公以及自然语言编程，后者能让人机直接就语义对话，而不像如今的程序员使用特殊语言编程。更有甚者，格卢什科夫和他的学生们构建了信息不朽的理论，这个概念就像阿西莫夫或者阿瑟·克拉克附体提出的“意识上传”一样。数十年后，格卢什科夫临终之时，他温柔安抚着伤心的妻子，“放轻松。总有一天，来自地球的光将穿越星系，而在每一个星系我们都会再次恢复年轻。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下班之后，控制论研究者们都到充满轻松愉悦的喜剧俱乐部里放松，以此排解繁重工作的压力。他们就在这个独立于莫斯科规则之外的地方肆意生长，有身处虚拟国度的感觉。1960年的新年聚会上，他们自命为赛博托尼亚（Кибертонии，Cybertonia），并组织了诸如节日舞蹈一类的定期社交活动、在基辅和利沃夫的研讨会和会议，甚至发表了一些半开玩笑的论文——诸如《如何能尽可能地对政府保持隐形？》。他们对内制作并颁发了一些充满双关讽刺意味的假护照、结婚证书、内部通讯、穿孔的货币，甚至赛博托尼亚的宪法。出于对苏联地方议会的讽刺和模仿，赛博托尼亚由一个机器人委员会管理，议会领导人是他们的吉祥物和最高领导人——一个演奏萨克斯的机器人——这是对美国爵士文化引进的一种许可：
赛博托尼亚的吉祥物和领导人：一个演奏萨克斯的机器人
格卢什科夫也如鱼得水，他管他的回忆录叫《无视当局》，尽管他的官方头衔是乌克兰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反对传统文化，认为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奖学金是计算和其他工作的推动力，这早就是网络社会的产物了。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经费支持，而格卢什科夫的OGAS项目尤其缺钱，这就意味着要说服政治局拨款。这也就是他在1970年10月1日清早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原因，他希望能继续赛博托尼亚的工作，为破败的苏联提供互联网。
财政部长瓦西里·戈尔布佐夫（Vasily Garbuzov）是个大麻烦，他既不想搞花哨，又想要能够实时传递信息和实现最佳管理的计算机网络。从明斯克访问回来之后，他呼吁废除已有的计算机形态，代之以能在母鸡窝里播放音乐和发出闪光的计算机，这样能提高母鸡的产蛋率。他的动机当然不全是出于天然的实用主义，他只是想为自己的部门争取资金。传言他曾在10月1日前与经济改革派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私下会晤，并发出如下威胁，如果他们的对头中央统计局持续资助OAGS项目，戈尔布佐夫和他的财政部将不遗余力地打击任何改革产生的成果，就像他5年前做的柯西金渐进自由化改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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